2014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专场综述：资源和环境经济学（7）

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专场讨论会于2014年12月14日上午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学楼419教室举行。来自湖南大学的的张汉江担任主持人，其他几位评论人分别是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的黄晓芬,南开大学的杨振兵,湖南大学的甘兴和暨南大学的杜敏哲。

首先进行报告的是来自湖南大学的甘兴，他报告的文章是《政府鼓励企业节能的最优激励契约及其政策传导机制》。文章根据信息经济学中的最优激励理论，优化设计了政府鼓励企业节能的最优激励契约。为了描述政府激励企业节能机制的政策绩效，文章构建了三个模型，包括一般激励机制博弈、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博弈和节能成本分担激励机制博弈。在分别求得上述三个博弈的均衡解之后，根据不同的参数范围（亦即对应于不同的产业背景）分析讨论了政府以自身收益和社会福利为目标的激励机制选择问题，即从三种激励机制中选择更优的激励机制。文章认为，一般激励机制模型在某些参数情况下，只是实现了次优的激励效果，通过财政补贴和成本分担激励机制可以实现更优的激励效果。政府收益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通过财政补贴和节能成本分担机制，可以使得社会福利和政府收益达到最大化，实现帕累托最优。

评论人认为文章论述很有条理，但也指出三个模型中的部分参数可能对模型结果影响较大，造成置信区间过宽，结果可信度下降。另外，文章模型构建中的一些技术细节没有详细的介绍，造成了一定的阅读困难。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杜敏哲，他报告的文章是《低碳技术下边际减排成本与工业经济的双赢》。文章设计了一个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低碳行为分析模型来对广东地区工业在2000-2010年间低碳技术下边际减排成本与工业经济的双赢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低碳技术可以实现碳排放减少的同时增加工业产值，且低碳技术越强，双赢也就越大；强低碳技术比弱低碳技术更具有较低减排成本的优势，这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地区更为明显，以较低的减排成本是可以实现双赢的，并有利于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等的提升。文章认为适宜且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为低碳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评论人认为文章视角比较独特，尤其是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引用，但也指出构建的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模型可能存在距离测度不够准确等问题。另外，模型中的参数设定形式还可以增加更多变化以测试模型的稳定性。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的黄晓芬，她报告的文章是《资本深化、经济结构变迁与二氧化碳排放》。文章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营商环境调查”实证分析了我国外源融资系统中的正式融资渠道与非正式融资渠道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正式融资始终比非正式融资对应更低的创新产出效率，即便对于国有制企业，这个结论仍然成立；尽管正式融资集中在国企，但正式融资在民企的创新产出更高，这说明我国正式融资渠道与创新主体之间存在错位；尽管民企严重依赖非正式融资，但国有制更有助于企业缓和非正式融资约束，非正式融资领域的金融压制事实也恶化了民企的融资环境，并进一步抑制了金融系统的创新效率。文章认为，必须纠正我国外源融资体系与创新主体的错位，破解民企在正式融资和非正式融资市场面临的双重金融压制，以此来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产出效率。

评论人认为文章选题紧扣时代背景，同时也提出文章所用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和遗漏变量问题，可以考虑使用工具变量以及相关检验方法增强模型的有效性。另外，在样本的选择上可以考虑使用更多地域性样本深入研究资本深化与经济结构变迁机制。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南开大学的杨振兵，他报告的文章是《能源强度约束政策有效改进中国能源效率了吗？——来自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文章首先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2001-2011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实际能源效率，进而利用2006年中国“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能源强度约束目标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能源强度约束政策对中国工业行业实际能源效率的影响，并通过反事实分析、安慰剂法则及准倍差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系统地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以传统方法计算的能源生产率高估了工业实际能源效率，能源强度约束政策对提升工业行业的实际能源效率具有积极影响，政策实施后高能源强度行业的实际能源效率年均提升了7.87%；能源强度约束政策对实际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2年的时滞周期，且其边际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能源强度每下降一个单位，实际能源效率上升1.37%。文章表明，我国的能源强度约束政策的执行效果比较理想，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评论人认为文章结构清楚，论证比较充分。但同时也指出由于模型比较复杂，使用方法较多，一些参数的微小设定变化很可能导致结果的显著变化。另外，在模型的构建上，可以增加更多可控制的变量，从而能够针对性的提出政策方面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