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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专场综述:国际经济学(5)


 

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国际经济学(5)专场讨论会于2014年12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学楼209举行。本次专题主要就四篇论文展开讨论,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张洪胜担任主持人,四位作者分别就他们的论文进行报告,并相互做出评论。

首位报告人是来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张洪胜,他报告的文章是与马述忠教授合著的《融资约束与全球价值链提升——来自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理论与证据》。文章在2012年Carluccio 、Fally论文的基础上,将中国加工贸易的二元划分引入理论模型,并依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合并数据研究了加工贸易企业融资约束与其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关系。理论分析显示,贸易方式对加工贸易企业具有选择效应,高生产率企业从事进料加工,低生产率企业从事来料加工,更低生产率的企业退出加工市场;企业从事更高层次的全球价值链(进料加工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而且当涉及复杂投入品时效应更明显。实证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宽裕的企业有助于其全球价值链提升,不过随着价值链环节任务的提高,融资约束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结论对不同价值链衡量指标、产品复杂度指标和融资约束指标保持稳健。文章由此导出的针对性政策含义是,加工贸易企业全球价值链提升需要融资支持,特别是处于全球价值链初期阶段时。

评论人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李梦珊。她认为此文章很有现实意义,中国加工贸易虽然量大,但企业地位大多锁定在低端价值链环节,此文章研究的内容有利于帮助中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她提出如果能把数据由原来的2005年一年截面数据增大样本量,得到跨期数据后可研究动态效应,并用PSM等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会更有意义;且最后在结论和建议上可以斟酌一下措辞,毕竟如果直接给生产率低的企业政府补贴,企业就不会再有动力和自身激励来提高生产率了。


 

第二位报告人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赵仲匡,他报告的文章是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杨汝岱、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李殊琦合著的《对冲,金融约束与出口汇率弹性》。文章结构性地估计了企业对冲和金融约束对企业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约束导致企业的出口汇率弹性大幅增加,从而增大了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和出口波动性;企业主动的金融和经营对冲行为如ERPT、内销等则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汇率弹性,增强了应对汇率波动的能力。同时,文章还验证了本国和国际市场需求参数的变化以及企业层面的技术进步。文章从企业对冲和金融约束的视角,为宏观层面的汇率出口不相关之谜提供了微观的解释。

评论人是来自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的刘鹏程。他认为,文章中的国内外需求函数的系数(斜率与保留价格)可以解释得更清楚、详细一点;且很多特定行业的出口汇率弹性是高于其他行业的,因此可以分行业细化研究;最后,他认为除了出口分位数作为影响因素外,企业规模如企业产值规模等、企业所在区域也可加入分析,且企业所在区域这一因素有很多政策建议可以针对性提出。

第三位报告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李梦珊。她报告的文章是与陈勇兵教授、赵羊、李冬阳合著的《出口经验、路径依赖与企业出口的地理广化——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文章基于拓展的Melitz(2003)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企业-出口市场对层面的出口贸易数据和CEPII引力数据库中有关出口市场地理和文化层面的数据,同时从地理和文化两个维度定义出口市场之间相似性以构建出口经验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多项选择条件Logit模型,重点考察和比较企业对与新出口市场地理邻近或文化相似的老市场出口的经验对其进入该新出口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经验对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有显著正效应,企业倾向于选择与老出口市场地理邻近或文化相似的新出口市场建立贸易关系,即企业出口的地理广化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尽管这种路径模式主要沿着与老出口市场地理邻近的出口市场展开。文章认为,政府应有效利用出口经验在相似出口市场间的溢出效应以推动企业实施出口的地理广化,最终形成结构合理的贸易网络。

评论人是来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张洪胜。他认为,文章理论模型的巧妙之处在于在不同市场上加入固定成本,形成分担机制,有利于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实证检验也比较丰富多样。同时他指出,虽然文章提出的是多项选择,但entry仍只有0和1,这给人的直观感觉仍然是一个二项选择模型,因此需要更多描述。在处理市场对数据时,如果能剔除对老市场的出口经验是0且对新市场的出口也是0这样的数据对,会使结果更加有效;且比较地理相似经验和文化相似经验时,如果对出口产品类别区分后再回归,说服力可能更强。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的刘鹏程,他报告的文章是《企业家精神的国际溢出——来自FDI渠道的证据》。文章利用FDI为渠道,研究了企业家精神的国际溢出过程。利用双边FDI数据和FDI伙伴国企业家精神数据,构造了FDI企业家精神溢出变量,并将其与GEM微观个体数据相结合,研究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FDI渠道总体、机会型和生存型企业家精神溢出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发达国家带来的FDI渠道总体和机会型企业家精神溢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生存型企业家精神溢出影响不显著;发展中国家带来的FDI渠道的总体、机会型和生存型企业家精神溢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所有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FDI渠道新产品型企业家精神溢出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所有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FDI渠道新技术型企业家精神溢出的影响均不显著;最后,FDI渠道企业家精神溢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区域经济自由度和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均显著提升了FDI渠道企业家精神溢出的正向作用。

评论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赵仲匡。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溢出指标应该仍在0—1之间。机制讨论上,他建议把GDP和GDP2放在第一个benchmark的回归里。另外,溢出是国家层面的指标,被解释变量是个体指标,缺少个体溢出指标,所以回归结果是关于个体在国家的平均效应,而非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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