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论文专场综述：劳动、人口经济学（1）

文/肖梦嫄

本次年会的劳动、人口经济学讨论专场于2014年12月13日下午13：30-15：00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进行。来自暨南大学的王春超、上海财经大学的博伟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陆方文分别在农民工收入、外出务工者心理健康和父母幸福感领域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另外，这三位学者还分别承担了论文点评人的任务。本次报告的主持人是来自人民大学的陆方文。 

第一位报告人报告是来自暨南大学的王春超学者，他此次参会论文的题目是《社会关系网、朋友圈效应和农民工收入》。他提出研究的背景是农民工为了提高收入来到城市居住的愿景以及所面临的恶劣的生活条件。论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影响农民工收入下降和提高的影响因素，即分析农民工社会关系网以及朋友圈对其工资的影响。他进一步点出，本文不同于以往研究之处在于本文在研究农民工社会关系网对其工资影响的基础上，还探讨了朋友圈的教育网差效应和职业网差效应对其工资的影响机理和程度。研究发现：整体上看，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对其工资有正向影响；农民工最好朋友的教育程度和职位地位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正向影响。更进一步，朋友圈内教育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该朋友的社会距离有关，社会距离越近，此种效应相对越大；职业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朋友的社会距离关系不大。在排除自选择因素以及考虑教育的内生性问题、工资与教育网差及职业网差的联立关系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上海财经大学的博伟博士对此做出了评论。他认为首先论文中的统计描述存在一些笔误，其次可以对农民工朋友对农民工收入影响做出个动态刻画，最后在衡量教育网差效应的长期效应上建议用认识时间的长短而不是和朋友间的社会距离来衡量。

第二个报告的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博伟博士。他此次参会的论文题目是《外出务工，心理健康及自选择性-基于反事实发布的分析》。他提出论文研究的背景是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日益恶化。论文的亮点是面对之前单一维度的研究因子，提出了两个维度的研究因子。这篇文章基于自我否定因子和焦虑因子，将农村本地从事非农业群体的心理健康密度重新“赋权”构造了农村外出务工群体的心理健康反事实发布。文章的结论是：1.在以自我否定因子衡量的心理健康方面，外出务工使得城市外来务工群体心理健康呈现“两级分化”现象。外出务工行为对女性外出务工群体中自我否定因子层面的心理健康水平影响更大。此外,外出行为在全样本自我否定因子层面,表现出“负向自选择性”。但在男性外出群体中却表现出相反的“正向自选择性”。(2)在以焦虑因子衡量的心理健康方面,外出务工行为较为显著的恶化了外出务工者的心理健康状态。这种负向的影响,在不同的性别群体中具有一致性。在该焦虑因子维度上,心理健康水平越好的个体,选择外出的概率越大。外出务工行为对外出务工群体具有“正向自选择性”,同时这种“正向自选择性”在男性外出务工群体中表现的更为显著。

中国人民大学的陆方文对此提出了建议。她认为：1.在心理健康指标会因为自评而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建议以一些方式进行校准。2.在构建反事实样本时也存在问题。如：缺少关于外出务工和农村人员的对比，以及重新权重后这两类人在各项指标上的差异。

第三个报告的是来自人民大学的陆方文。她此次报告的论文题目是《子女性别和父母幸福感》。她指出：借助第一胎子女性别的外生性，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增加男孩父母的幸福感。在婴幼儿以及中小学读书阶段，子女的性别对父母幸福感无显著影响。但是在结婚生子阶段，儿子显著降低父母的幸福感，住房价格加剧了这一影响。传统上期待的养儿防老功能在新时代也没有体现出来，老年父母与儿子住在一起的比例并不更高，儿子也降低父母老年时期的幸福感。

暨南大学的王春超对此做出了评论。首先他赞扬了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章的选题有趣又有意义。其次他提出了论文存在的问题：1.在核心解释变量上。1）样本数据统计发现第一胎的比例为54%，其实从生育概率的角度来讲已经偏差了4个百分点。即样本可能存在第一胎孩子进行了生育选择的问题（内生性）。2）研究显示父母在第一胎不进行性别选择的结论是采用欧洲的数据做出的一项研究。采用欧洲的这项研究来支持中国第一胎不进行性别选择是值得商酌的。3）我们需要了解子女在不同阶段除了子女性别以外的更多信息。2.在实证上。1）在分析子女性别对父母与子女合住的影响时，以第一胎是否为男孩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而用男孩个数可能更好一点。2)子女除了性别之外的特征可能也需要纳入到回归中，比如子女的健康状况、子女上学阶段的成绩以及工作阶段的事业表现等情况，这样可能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