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论文专场综述：资源与环境经济学（5）

吴华妹/文

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5）讨论专场于2014年12月13日下午15:30-17:00 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进行，来自上海财经大学，湖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天津商业大学的四位经济学学者分别就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影响、环境规制改革问题、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以及中国贸易减排问题等研究领域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本次讨论的主持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李真教授。

第一个报告的是来自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在读博士生陈霞，她此次参加年会的论文题目是《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效应——基于中国272个市PSTR模型分析》。文章基于2003~2012年的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对我国各地区环境污染的非线性效应。选取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PSTR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财政分权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对财政分权的环境污染效应影响均呈现出不同的门槛特征。根据“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国情，提出改变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重视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等政策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李真教授对此做出了评论，他认为该文章对环境污染类的有以下亮点：考虑较为全面，规范，样本的选择角度有新意；研究结论也有一定的新意，揭示财政分权在各种情况下的影响；有待深入探讨的地方有，一是缺乏重要指标二氧化碳，文章价值大打折扣；二是文章应该将样本272地级市的具体分布绘画出来，能够让读者了解作者意图，有助于文章的进一步的探究；三是没有突出文章使用非线性方法和线性方法的区别，以及文章方法的特别之处，强调突出文章的价值。

第二个报告的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在读博士孙韦。她此次参加年会的论文题目是《我国环境规制改革缓解了省际边界污染问题吗？》。她分别采用我国县级工业部门新建规模以上高污染企业以及全国主要水系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周报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十一五”环境规制改革对省际边界污染现象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改革之后省际边界县新建高污染企业数量的增长相对小于非边界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省际边界污染问题。基于水质数据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也表明，环境规制改革之后水质在省界断面出现了更明显的改善，特别是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的COD指标，在省界断面的下降显著大于非省界断面，而未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的NH指标却没有在省界断面发生更显著的下降。文章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十一五”环境规制改革之后与环境质量特别是跨省界环境质量挂钩的政绩考核机制，会激励地方政府加大对省际边界地区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整治力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存在的省际边界污染问题。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李真教授对此做出了评论，给出以下建议两点，一是用政府绩效等较为吸引眼球的词来替换规制改革，较为容易发表；二是文章假设较少，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后，对中间企业有没有溢出效应等。

第三个报告的是来自天津商业大学的吕明元教授。吕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理论，因此，他此次参加年会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在报告文章中，吕教授以多要素生产率为依据重新构建产业结构变迁评价指标，在估计三次产业资本存量基础上，将产业结构变迁分解为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考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变动趋势，通过建立GMM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对能源效率及其增长率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在1978-1993年波动明显，在1994-2012年逐渐下降，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则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能源效率及其增长率的影响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合理化水平的降低显著抑制了能源效率及其增长率的提高，中国能源效率及其增长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产业结构高级化贡献的。因此，吕教授认为未来产业政策的趋向应重点引导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现状，降低其对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并充分发挥产业结构高级的促进作用。

来自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在读博士生陈霞对此做出了评论，她认为文章创新点在于，一是将产业结构变迁分解为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与传统的文章模式不同，二是较为完善地建立了产业结构变迁评价指标。她还指出将补充政策建议将会使文章更为完善。

第四个报告的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李真教授。她此次参加年会的论文题目是《进口真实碳福利视角下的中国贸易减排问题研究 ——基于（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以及能源、环境双重约束下，全球贸易中的“隐含碳”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因此，她以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从进口视角出发，考虑出口品生产过程中进口品中间投入的影响，核算中国通过进口真正抵减的国内CO2排放，即进口真实碳福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27个行业的进口真实碳福利情况进行结构性分解。通过测算，本文发现：2005年-2007年，中国进口真实碳福利规模较大，存在进口减排的空间，而基础性行业是进口真实碳福利的主要获益行业。各行业的CO2排放强度以及行业之间的生产联系是影响各行业进口真实碳福利的关键因素，进口的行业分布状况与进口减排量的行业分布状况则不存在直接的必然联系。出口品对进口真实碳福利的影响是由其对进口中间投入的需求引起，而这种需要主要来自于间接需求。最后，她提出3条政策路线实现贸易减排。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在读博士孙韦对此做出了评论，她高度评价了论文的创新性和工作的严谨性。她还补充到该论文的政策建议可操作性十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