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论文专场综述：资源与环境经济学（3）

文/雷蕾

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第二分会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场（3）讨论会，于2014年12月13日下午15:30-17:00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305举行。本次专场由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袁鹏和来自吉林大学的李多两位发言人介绍他们的论文，并相互做出点评。

首先报告的是西南财经大学袁鹏，他介绍的论文为《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评估：基于物质平衡原则》。文章考虑物质平衡原则，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构建了一个新的碳排放效率指标，该指标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两个组成部分。这一分解不仅增强了模型的诊断力，还为我们指出了两个重要的效率提升和减排的路径，即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以此分析1997-2012年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的CO2排放效率、减排潜力，以及排放与成本之间的权衡。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工业部门的CO2排放效率和成本效率均较低，且具有较大的省际差异。第二，在现行技术下，全国平均的成本节约和排放削减的最大潜力分别是43.4%和54.2%。其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够获得的成本节约和排放削减的最大潜力为26%，而能源结构优化，能够获得的成本节约和排放削减的最大潜力分别为13.3%和28.2%。第三，成本有效和排放有效两种目标之间存在权衡关系。虽然可以通过征税或者补贴等措施来同时达到两种目标，但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巨大，在经济上不可行。比较而言，选择成本有效是现行市场条件下更为合理的选择。此外，拓展研究中可以在模型中包含资本和劳动投入，加入动态视角。

评论人李多对于电力的排放因子最高提出疑问。袁鹏解答，这是经过他们测算得出的，因为电力主要经由水力火力等转换而成，水力发电没有排放，主要测算火力发电的排放。总体来说，因为电力是二次能源，存在损耗，因此排放因子更高。

一位调研过采矿现场的老师提出几点看法，一方面，针对于文中提到的煤炭和电力的不完全替代性，他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说，两者完全不具有替代性。比如，煤炭企业煤矸石发的电，国家电网是不同意上网的。另一方面，煤炭地下采掘也会产生碳排放，但是这部分的排放是没有数据的。这些技术层面的微观事实往往是经济学家从事宏观研究时所忽略的。

华东理工大学的吴玉鸣老师认为，文章中采用的分解效率指标的方法好，有利于分析，但是没有考虑资本和劳动是一个致命的缺点，想知道理论上和国外文献有没有这样的研究支持。作者表示，国外有这样的研究方法，但是不普遍，也承认是本文主要的不足。

随后，吉林大学商学院的李多介绍了他的论文《环境政策激励和技术进步方向转变》。文章以环境偏向性技术进步模型AABH模型（Acemoglu2012）为基础，从其缺陷入手，建立更完善的理论模型。AABH模型将企业利润作为科学家激励引入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推演出环境政策干预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影响，但却并未重视科学家和企业家激励的本质性差异。为此，这篇文章引入异质性工资结构改变研发激励假定修正AABH模型，考察清洁和非清洁技术研发的均衡过程，以及政策干预改变劳动力结构对清洁技术研发的影响。结果表明，无政府干预条件下技术研发均衡的稳定性取决于清洁和非清洁产品的替代关系，在稳态时清洁和非清洁技术进步率相同，但由于非清洁技术水平更高且要素禀赋更优使非清洁技术发展水平更快，环境质量提升效果有限。政策干预能够有效提高科学家的供给规模，并激励其投入到清洁技术部门研发，但政策效果能否长期持续，取决于替代弹性和科学家研发的贡献率。

评论人袁鹏认为，文章中的环境政策激励没有考虑具体政策，主要是政府对于科学家的工资补贴和教育补贴，不属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环境政策，建议在标题和细节上做一些修改。除此以外，这是一篇有难度有深度的论文，并对理论模型的辛苦研究表示认可。另一位在场老师对于如何度量清洁部门和非清洁部门的技术进步方向和替代弹性很感兴趣，同时指出文章中假设为，同质化的科学家考虑工资水平转移部门。如果考虑异质化的科学家，有能力水平存在差别，在部门转移时受到能力水平影响，得出来的结论会更符合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