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论文专场综述：宏观经济学2

文/孙雨石

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宏观经济学专场讨论会于2014年12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15举行。南开大学的龚刚担任主持人，三位评论人分别是山东大学的赵丽娟、南昌大学的李晶和南开大学的杨光。三位作者就他们的论文分别进行了报告。

首先报告的是来自南昌大学的李晶，她报告的文章《结构变迁中市场与政府的贡献水平测度——基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文章指出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水平保持着高速的增长。然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却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国保持经济增长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而市场化水平和政策导向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文章通过建立2001-2011年24个工业部门市场化水平和政策导向的面板数据指数，测度了不同行业之间市场化程度和政策导向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度。结果表明，与政府政策相比较，市场的作用更加明显，达到70%以上。就不同行业而言，市场与政府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市场的作用在制造业领域更为显著，而政策导向的作用更多的集中在公共服务业和采掘业。

评论人认为此篇文章的选题较为新颖，之前做过此类研究的人不多。文章将政府和市场行为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且运用了最近很流行的关键词词频的数据收集方法。但同时也指出文章的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变量、指标的选取方面，文章将“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国企”与“非国企”的作为指标选取的标准，划分较为单一，且很难界定结构变迁，应做进一步调整。其次，文章将政府的政策影响划分为阶段性，但实际上其影响具有连续性，因此还应斟酌。最后，评论人表示文章对于产业升级的概念还应完善，其指出产业升级不仅仅是单一的行业的变化，而应是产业链的整合与调整。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南开大学的杨光，他报告的文章是与南开大学龚刚、徐文舸合作的的《债务视角下的经济危机》。文章提到，按债务率高低，经济的运行可分为两种状态：债务正常状态和债务非正常状态。在债务正常状态下，负债对经济没有反馈作用。但尽管如此，经济的运行对债务却具有反馈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债务随经济的增长而不断累积扩大，从而使经济体从债务正常状态转向非正常状态。当经济进入债务非正常状态时，高负债开始对经济的运行产生负反馈的作用，并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由债务所引发的经济危机通常无法由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或凯恩斯需求管理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予以救助，唯有非常规宏观稳定政策才能救经济于危机之中。所谓“非常规宏观稳定政策”本质上就是政府买单，即以政府购买债务的方式消除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债务。然而，此种类型的宏观稳定政策却有可能产生“动态不一致”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如果政府买单和救助是必须的，则为了避免“动态不一致”和“道德风险”，政府的买单和救助必须伴随着相应的惩罚。“惩罚性救助”是政府应对债务危机的根本之道。

评论人认为文章所收集的微观数据十分全面，模型也堪称完美，但缺少计量的分析。另外，大家就地方债的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评论人表示中国是大一统国家，不是联邦制，中央、地方连在一起，地方问题就是中央问题。但中国的地方债规模较小，中央给予地方一些自主权，但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只是强调谨慎性。一旦发生金融危机，为避免连锁反应，只能是政府买单。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山东大学的赵丽娟，她报告的文章是与黄凯南合作的《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理论与实证》。文章尝试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效应。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并运用1990-2011年中国行业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平均68.5%左右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积累驱动，31.5%左右由生产率的增长驱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7.14%源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重新配置的结构变迁。尽管资本积累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2倍多。以2001年为分界点，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此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之后则呈现下降趋势，后10年劳动增长率的平均贡献仅仅是前10年的一半左右，但是，结构变迁效应的平均贡献则是前10年的5倍左右。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下降，但是就业的“结构红利”总体上正在处于上升趋势。

评论人认为文章总体不错，但有些问题需要注意。首先是细节问题，文章有些部分措辞不当，符号使用不当，例如应将“行业”改为“产业”。第二，实证部分的有些测算指标应该详细披露，例如：各行业资本存量的核算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核算等。最后，结论的论述部分有些偏颇，例如关于人口红利拐点的陈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