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专场论文综述：中国经济改革（1）

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专场讨论会中国经济改革于2012年12月8日下午至9日上午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理综楼举行。中国经济改革专场讨论会共3场。

首场讨论会于8日下午举行。该场讨论会的主持人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力行副教授，两位评论人分别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力行副教授和江苏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学法教授。共有三位作者对其论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报告。

第一位报告人是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汤向俊,报告题目是《因腐败，而投资？》。文章指出发展型政府特点与任命制下官员晋升激励，导致官员腐败形式的选择主要倾向于基础设施、资源投资、行政审批等领域，而非一般的可移动、竞争性投资领域。文章利用198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腐败与投资的关系表明，普通职务犯罪和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犯罪对投资率存在不同影响，后者对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官员腐败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促进要素积累和产权保护的角色。评论人李立行老师认为这篇文章将官员分为县市级以上及以下两个级别群体进行分析，很有意义。但也对本篇文章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在异质性考虑上还可以做得更好，这既有官员的异质性也有地区禀赋的异质性。第二、对腐败的度量问题，腐败的度量一般是立案数，这一结果取决于反腐力度和司法力度。度量指标与文章所证结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何加入其他腐败的度量方式还值得进一步思考。第三、机制的考察。没有考察因腐败引发的投资是国有投资还是私人投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会促进私人投资。激励机制是促进私人还是国有投资，这里可以加入新的回归变量进行说明。

评论人陈学法老师指出，本文与以往的相关文献相比提出了修正：一般国家腐败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东南亚国家大多呈正相关。以前的文献中正相关的主要原因是大国的市场大和人力资源丰富，而本文对此进行了修正，大国腐败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主要与投资相关。但论文中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在政府参与经济的过程中，投资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矿产资源，这两个领域容易导致腐败。是因腐败引起投资增加从而促使经济增长，还是因为政府投资增加而导致官员腐败，二者的因果关系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二是腐败对产权没有保护。基础设施投资等与产权保护没有关系，国有资产每年都约有1200万流失，矿产领域、基础设施领域投入的增加与产权保护没有关系。所谓腐败，是将国家的利益占为己有，起不到保护的作用。这两点需要进一步思考。

在场的其他专家学者对报告人的文章也提出了一些想法。首先，本文的理论部分和实证部分如何联系起来。报告人认为，本文的理论部分主要分为官员和普通公务人员，主要是为了证明官员的腐败有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有老师认为，本文若将实证部分放在前面，然后再构建理论联系会更好。否则很难证明腐败与投资二者的关系，我们通过实证看到的关系与理论不一定构成因果联系。此外，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而腐败成了更高级的官员，被揭露的概率下降，形成了自身循环机制，也可以在这一方面进一步思考。

第二位报告人是江苏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陈学法，报告题目是《中国农民市民化之路：从“离乡不放土”到“放土不放权”的模式转变》。现阶段由于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约束，造成数以亿计的长期出外打工的农民不能在城市落户，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均造成严重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可通过放松户籍与土地制度约束，剥离依附在户籍上面的福利功能，并将土地的保障功能从其生产资料功能中剥离出来。然后通过在农村广泛建立租赁制、土地股份合作制等经营制度，允许进城的农民在城市落户，放弃土地耕种，但不放弃土地权益，实现农民从“离乡不放土”到“放土不放权”的模式转变，进而实现“农民市民化”，加快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评论人李力行老师认为土地的功能分为福利和财产保障。如果考虑到福利，就需要平均分配。而作为财产要流动。本文在如何看待土地的功能时，对政策方面是一个破题。但是对论文也提出一些建议：提供更多的实证，更具体地分析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发展到大城市规模还是中小城市规模。此外，还应该进一步分析农业现代化的案例能否上升到中国特色的理论。

其他老师也对本文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其一，农民市民化的最大障碍是房价太高，农民进城买不起房子。报告人认为，农民的土地没有当做资本和财富，政府把农民的土地拿去变成政府的资本，而农民的财富被市场剥夺了。因而应该转变发展观念，明确农民进城落户放弃土地耕种但可以不放弃土地权益，以土地权益换土地保障。其二，如何处理股份合作制的风险问题。作者认为，通过对江浙地区的调研，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权益要留给农民自己。我们只能选择城镇化的道路，大城市要发展，但要更重视中小城市。

第三位报告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牧扬，报告题目是《下派官员带去了什么？—财政转移支付的视角》。文章从财政转移支付的角度，通过2001-2005年全国310个地市的财政数据的分析，发现下派官员虽然在转移支付总量上与非下派官员没有显著区别，但在地方政府可自由支配的转移支付上却有着较高的获取能力。下派官员任职期间，地方财政对于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较弱，这可能是由于下派官员的晋升激励较弱所造成的。文章指出在进一步强化转移支付制度化的同时，也应该对现行分税制度进行调整，以适应地方政府的支出需要，减少地方政府对于转移支付的依赖。评论人陈学法老师认为本文选题很有新意，下派官员是我国一个重要的特点。但数据搜寻问题比较难，我国统计数据水分比较大，经过了修正，这里面存在一些不确定的问题，如何把假设和定量数据指标处理好是需要考虑的方面。另外，结论方面有一点矛盾的地方。转移支付分两个方面，自由支配的转移支付和不可自由支配的转移支付。在总量上下派官员与非下派官员在转移支付上没有显著差异；在不可自由支配的转移支付方面也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可自由支配的转移支付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为什么差异比较大？文章尚未注意这点，需要进一步深化。

                         图李瑶玥  文/刘奕聪 陈晓丹  编辑杨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