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治学结硕果 孜孜不倦吐芳华
——访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长英教授
2012年12月7日，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幕之际，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长英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当被问及国内外教育体系、教育学术研究以及本届经济学年会的影响等相关问题时，李长英院长谈吐间流露出作为一名教师的深刻见解与作为一名研究者的谦逊踏实，充分展示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风采。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曾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您认为在美国的学习给您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国外哪些学习或研究方法值得国内学生或国内高校借鉴？
李长英教授：在国外的学习使我接触到许多当时比较前沿的文献，但任何理论、任何学科都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应当始终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才能始终紧跟学术前沿。在学习或研究方法上，国内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的课业量比较少，阅读量也较少，而国外高校，基本靠学生主动学习，老师会布置非常多的作业和考试，每一门课也都会有大量学术论文要求学生阅读。做作业可以帮助学生巩固基础，阅读则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前沿，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无法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在经济理论上，国外起步比较早，所以值得国内学者潜心学习。
记者：在研读您的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您经常运用博弈论的理论分析经济行为，近几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多与博弈论有关，您认为博弈论与经济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长英教授：博弈论是经济学的一种分析工具。现在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分析，一类是实证分析。做理论分析，基础的理论知识必须牢固掌握，高级宏观、高级微观等理论基础必须具备，同样，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一般均衡等理论也都是重要的理论分析的工具基础，就像做实证分析需要一些数据分析的软件包一样。而做实证研究，计量软件的使用、计量分析方法，像时间序列分析、微观计量经济学等都是必需的。对这些工具掌握不熟练的话很难做深入的研究分析。
记者：您在技术转让和技术授权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目前，国外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策略是怎样的？
李长英教授：在现实中，大部分外资企业在技术转让时，转让给中国的都是已经淘汰的技术，只有极少数企业会转让其先进的技术。外资企业的这种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他们希望保持自己先进的技术，留作自身生产使用，保持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出售已经淘汰的技术，也可以获得一部分技术授权费用。但现状有时会与最优的选择存在差异，这一问题在学界也存在争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否转让技术和究竟转让何种技术应该取决于新旧技术授权的利弊得失。虽然转让旧技术而保留新技术既可以为技术拥有企业赚取部分技术授权费用，又不至于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上丧失优势，这看似是一种最优的选择，但是，转让最新的技术却可以使其获得更高的技术授权费用，并且，转让新技术获得的高额收入有可能会超过因市场竞争加剧而带来的损失等负面影响，从而使技术拥有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这个角度讲，跨国公司的最优选择却可能是向竞争对手转让其最新的技术。同时，从动态和长期的角度看，也可能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和研发。
记者：近年来，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并购日益频繁，这是否有助于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李长英教授：企业并购无形之中会带来技术的转让，而跨国公司是世界范围内先进技术的主要研发者和使用者，在发生企业兼并后，为使公司总体利润最大化，往往会将最新的技术转让给子公司，使公司整体处于竞争优势地位。因此，我认为企业兼并是有利于推动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的。
记者：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持续进行，但改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本，造成了一系列的退出障碍。您认为，就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来讲，其存在有哪些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李长英教授：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学者的观点可能会不一样，经济学研究具有不可试验性。我认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主要区别主要在于效率方面，这也是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效率问题的存在有产权原因，历史原因，也有组织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效率都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对于国有企业，政府往往会赋予其某些社会职能。因此，纯粹的“国退民进”的提法可能不够科学，不能让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退出市场。决定一个国有企业是否应当退出市场要看其效率低到什么程度。尽管有些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私营企业，但鉴于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目标，也不应要求其退出市场。
另外，国有企业不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特有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依然存在国有企业，比如日本、法国、加拿大等，都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传达国家政策的功能，在提供就业、应对突发情况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逐利行为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和限制。因此，不能用单纯的效率原则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标准，国有企业改革既涉及到效率改进，也与公平相关。效率的改善主要包括提高管理效率、组织效率，以及在生产经营方面，培育国企的“自生能力”等，这一过程中，即需要企业行为，也有需要政府行为。
记者：您在企业最优选址问题上也颇有建树，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企业最优选址模型的主要思想？
李长英教授：在企业最优选址问题上，我主要应用的是空间竞争模型。企业的选址，一方面可以理解成企业真正处在不用的位置，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成企业生产的产品是有差异的。即使完全一样的产品，同一品牌，同一质量，对住在不同地方的消费者也是有差异的。因此，空间选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产品的差异化问题，企业的选址问题可以理解成选择生产与其他企业有差异化的产品。
记者：第十二届经济学年会的主题为“改革与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展望”，您认为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贸易结构和竞争优势会有怎样的发展与改变？
李长英教授：我国最初的贸易出口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目前看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讲，我国的竞争优势还是主要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毕竟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仍然是量多价廉，这一点暂时还不太容易改变。不过在今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应该会逐渐增多，而且国家的政策导向将会使得技术密集型产业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在未来，我国的贸易结构将会不断改善，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中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我们的竞争优势也将会逐渐转移到技术上来。
记者：第十二届经济学年会即将在山东大学举行，作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您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学年会会给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学生带来哪些影响？
李长英教授：中国经济学年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在全国范围内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的学生可以去感受一下科研的氛围，感受一下前沿学科的风采。本次年会设有多个分会场，基本上覆盖了经济学的所有学科，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会场去感受，捕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前沿动态。另一方面，在本届年会中有很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年会中学习到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了解学术论文的思路构架。而且，本届年会还邀请了很多名家，他们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掌握着大量的信息数据，有更多更新的观点。学生可以通过聆听他们的观点，进一步激发对经济学学习的兴趣。本届年会给我们的学生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希望同学们能好好珍惜，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在采访中，李长英教授不断强调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大多是边际贡献，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出更为突出的贡献，而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做出一点点边际贡献，才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李长英教授谦虚的治学态度和潜心学术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文/刘晓晨 张祥 图/张祥 责任编辑/高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