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做“新结构经济学

2012年12月8日，林毅夫教授受邀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框架》的专题演讲。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期间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和总结。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因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对当今的很多现象已经不能解释，也不能帮助政府制定好的产业政策。

贫困国家如何赶上富裕国家？这是纠缠学人半个多世纪的问题。二战后，奉行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缩小差距的办法是改变两者之间的结构差异，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重工业和现代化产业。七十年代结构主义走向终结，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第二代经济发展理论走俏，主张用休克疗法彻底根除结构主义造成的扭曲。然而华盛顿共识并没有让穷国变富，八九十年代的平均增长率甚至比六十年代的还低，更糟糕的是发生危机的频率更高，而80年代和90年代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林毅夫认为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都没有注意到各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产业优势，结构主义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结构主义认为市场失灵，而华盛顿共识正好反映出另一个极端——政府失灵。林毅夫吸收华盛顿共识的不足与教训，也总结了东亚、拉美与南欧等国家与地区发展的经验，中国、越南等双轨制国家的经验，以及世界银行对发展经验的总结。这一理论重在以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自生能力为基础，以市场为核心，以价格为企业提供决策信号，由政府解决外部性与协调性问题，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不断发展。

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表面上是收入赶上发达经济，深层上是产业结构赶上发达经济，更深一层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必须赶上发达经济。在发展和结构变化过程中，不仅是产业与技术变迁，还有很多基础设施要改善，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施。

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变迁赶超发达国家？新结构经济学提出“增长识别与协调”(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骤：

第一步：找出与自身产业结构类似、且人均收入约为其两倍的、发展迅速的国家作为参照模型。找出被参照国在过去二十年增长迅速且可交易的产业；

第二步：如果参照国里已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产业(不管这些产业是已经出现的还是正在出现的)，政府应识别造成这些企业无法良性发展或者阻碍后来者进入该产业的障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

第三步：如果参照国中没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已经在被参照国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应采取措施吸引外资进入这些产业。这些外资应该来源于第一步中已经识别的被参照国。也可以在这些产业中培育本国新企业；

第四步：除了培育上述被参照国内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也应该注意识别本国民营经济体在新产业里的成功创新，支持它们发展壮大；

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不够友好的国家里，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可以用来消除企业进入的障碍、吸引外资和形成产业集群；

第六步：政府应当为已经识别的上述“先锋式”企业提供限定期限的税收优惠、直接信贷投资和外汇支持。

新结构经济学为经济发展问题开出的药方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同时需要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政策要达到的目标是：开放性的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具有竞争力和强大的外部性支持，包括强大的财政账目、更少的内生性危机和可以为反周期操作提供更大空间的财政政策；较大的经济盈余，较高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储蓄和投资。

林毅夫教授认为，如果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更快，都应该有潜力维持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20-30-40年。经过一代或两代人，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