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

调整政策 改革体制 提升实力 共促发展

——访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

12月9日，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记者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谈及目前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和发展现状，雷鼎鸣教授结合历史的发展影响，站在理性宏观的角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弊病，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思考和眼光。

采访记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金嘉捷

记者：中国面对欧债美债危机，您曾提出“形成贸易赤字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那么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雷鼎鸣教授：首先，为什么要有贸易赤字？现在中国出口很有价值的货物，换回来的只是一张张钞票，这些钱中国也不用，如果早点花掉，购买商品回来还能收回，但中国只是把钞票换成债券，而现在美元债券、欧元债券相对于人民币都在贬值，因此中国是亏损的。面临汇率降低的情况，美元是不可能垮掉，欧盟也不会让欧元垮掉，因为它们跨掉以后对全世界金融的冲击远远比雷曼兄弟倒闭大十倍以上。但现在欧美国家的钱不够还债怎么办呢？他们会通过多印钞票来解决，这就相当于抽税，结果造成通胀，导致每个人的财富收缩，实际购买力下降。

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太多，到今年六月份左右大约有三万两千亿美元，然后数目保持在这个水平，最近增速是放缓了，但是在一年多前外汇增速是很快的。这说明政府也意识到过多的外汇储备就相当于把大量财富压在不断贬值的资产上，这对中国很吃亏，它对中国影响是多少呢？假设每年人民币升值5%左右，三万两千亿美元折算下来相当于一千五百亿美元，这已经超过中国一整年的国防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慢慢地、策略性地把外汇储备一部分用来进口商品，包括有些东西根本不应该出口，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稀土，中国加入WTO后有条约规定一定要出口资源，虽然中国在这方面不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你可以想很多办法来解决。比如美国有很多稀土资源，但是它不开发，从中国低价购买来稀土，甚至还卖给日本。从国家角度来看，第一，稀土开采对环境影响很大，第二，出口稀土的收入又转而购买债券，等待被贬值，第三，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能源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目前中国的稀土只够花十多年，而日本的稀土够用四五十年，到时候中国反而要出高价买回稀土资源。像美国的石油储备量是多于中国的，但它消耗量的三分之二依靠进口，三分之一自己开采，中国正好倒过来，三分之二自己开采，三分之一靠进口，所以现在中国应该拿出美国、欧盟的债券去购买自然资源，把石油放在自己的土地上比较安全，而且目前石油价格也一直在上升，今天以低价买入，明天开采自己的石油更值钱。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了WTO，今年正好是中国入世十周年。放眼国际贸易，中国面临着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倾销投诉和其他种种贸易壁垒，那么中国入世是不是真的让中国贸易更自由、获益更多？

雷鼎鸣教授：从前WTO收到的所谓反倾销投诉，主要都是发达国家投诉发展中国家卖东西太便宜，其实这很荒谬，因为以低价卖东西应该是受欢迎的，你却说要贵一点卖给我，这是违反经济学原理的。但是在WTO的条文中，投诉是不需要拿出任何证据，投诉方国家就利用你打官司反驳的这半年到一年时间内单方面建立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哪怕投诉方没有半点根据，但至少在这段时间内保护了自己国内的利益团体。反倾销对本国的消费者是不利的，因为从消费者角度看，自然价格越便宜越好，但消费者的这点利益得不到保障，为什么呢？因为在政治上，消费者虽然人数很多，但利益分散，又没有严密的组织，形成不了政治压力，与此同时，某些国外同中国竞争的企业虽然人很少，但利益集中在他们身上产生影响很大，这些利益团体就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包括美国和欧洲的政客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过，虽然有这么多的困扰，但是几十年来中国贸易总量还是增长了很多，有超过一倍的百分比，所以中国入世还是受益颇多的，我们未来也要学会应对其中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看出，WTO并不完全可靠，所以有些国家知道WTO反倾销的条文干扰了自由市场，他们就干脆几个国家绑在一起，互相签订新的条约，承诺永远不搞贸易保护主义，形成所谓自由贸易板块，东盟、北美洲那边几个国家就是很好的例证。

记者：今年年会主题是世界变局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您是比较支持市场经济的，认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要让市场进行自我调节、要素分配，这样的转型会更容易也更合理，能结合中国现状具体谈谈么？

雷鼎鸣教授：什么叫自由？自由有个特点，我们面对的世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有很多新的事件在发生，你要有足够大的反应、适应的弹性，但自由一旦由中央掌握计划后，对于新出现的东西没有足够的空间去适应。躲在办公室里的计划者，他们面对真实的世界情况并不知道，但是在市场里，每天能感觉到变化，掌握的信息也最多。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基本没有市场经济，都是计划经济，当时中国每生产1美元的GDP所耗用的能源等于德国的5.9倍，这个效率很低，其他资源也差不多，没有5.9倍这么厉害，但也是很高的，甚至和印度比也是大很多的。现在中国情况好很多，改革开放以后，人均GDP扣除通货膨胀后是1978的15倍，今年超过15倍，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当GDP增加这么多之后，我觉得最初二十年很多事搞得好不错，比如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竞争性很强，当然他们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先不谈。1956年以来有国进民退的现象，我觉得问题比较大，我2008年去杭州开中小企业的会议，他们都大吐苦水，2008年底金融海啸后中国政府斥资4000亿救市，当时想用很低的利率借给企业，但是最后拿到钱的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大的国企，政策很倾斜，民营企业很苦。

从历史上看，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占用的劳动力和生产的产品是不成比例地低，它一方面占有很大资本，一方面生产产品的效率很低，有时赚钱，主要是因为国企有垄断权利，要论在市场竞争方面比不过国企，也不是它有真本事，太多的这种现象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最近这几年中国经济是靠什么去推动的呢？在内地说法，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国说这是国家资本主义。首先它允许有很多市场的竞争，但是很多社会的资源和权利都集中在国有企业，上海的发展也带有这个色彩，看起来发展得很好，但也有问题，上海用了很多方法发展经济，其中一条是投资很多搞基础建设，你看飞机场在过去十年以来扩建了很多，比如虹桥机场，虽然说城市基础建设不是坏东西，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让政府去搞，它也没有充分掌握经济里面的信息，通常它的成本效益不高，或者搞错。在经济不是很高速发展的阶段，搞基础建设，的确能拉动经济增长，但是靠这条路走不长远。举个例子，假如你建第一条公路，可能效益很高，但你建第二条，效益会降低，等建到一百条公路的时候边际效益就很低了，不容易拉动经济增长。中国靠基础建设，用尽全力，现在中国建保障房，今年全国建了1000万个单位，未来五年要建3600万个个单位，总的数量加起来是4600万个单位，这在城市里是很惊人的数目，可以住一两个亿的人口。中国经费是足够的，但建房有没有用呢？目前有用，不过将来你一定会问，当政府在基础建设上的项目上用光了，靠什么经济增长点来拉动？这是很头疼的问题，但是民营企业常常发现新的很多增长点，懂得去发展。

另外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经济转型还需要教育和科技研究的推进，过去教育和科技研究的作用比不上中国拼命储蓄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拉动快，但是这样的经济拉动到某个地步后，就需要科技来提高。这方面中国做得不是最好，中国教育投资占GDP比例在全世界排名一百多位，中国政府说了很多次要提高，十年以前就开始说了，但一直没有达到过目标，过去有段时间没有上升反而还下降了。中国开了很多新的院校，2000年大专高等院校有95万人毕业，今年有600多万人毕业，十年时间人数增加了六倍多，但是放进去投资的钱没有增加，完全跟不上GDP增长的速度，扣除通胀、人口因素，反而下降了。这样产生了一些问题，有些专科学校毕业的人找不到工作，市场也知道学校教育质量不见得怎么好，这种情况长远来看，不仅推动不了经济增长，反而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有些年轻人以为自己接受高等教育后，会有不错的工作，但是最后结果不见得是这样的，形成反差很大，这点在香港可以看见，香港有social degree，不是真正的学士，这些都是进不了大学而进工专类学校的，他们毕业出来工作不好甚至找不到，干脆躲进家里，你们在好的学校可能感觉不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提高教育质量，要投钱进去，但是放钱进去，不仅是建大楼，还要找大师来，大楼不是没用但不是最重要的，还有要给同学多些奖学金、升学机会，想办法提高教育质量。中国需要培养大师，如果学者跑到外面搭配出演讲赚钱远远比在学校里多，他为什么要做学问？所以大学里一定要有足够的报酬和激励机制。

再看中国的科研体制，放进去的钱1.65%左右，不是很多，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中间，也不算差劲。但是这个钱不仅是政府给的，还有主要是企业给的，企业只对研发能盈利的产品有兴趣。那么这对基础研究来说钱就不够了，因为企业不管这些，它不会去研究物理、天文现象这种对人类有贡献的知识，这时就需要国家投资。中国有很大改进空间，在中国的体制内，为什么教育投资总是升不上去？为什么科研有很大的缺点？因为科研体制的评审没有解决学术腐败的问题，中国科研的产量在数量上是世界第二大，但质量还差很远。中国人不是不聪明，跑到国外都有很好的成绩，主要是科研的体制需要改进，假如没有了科研教育，中国未来经济怎么增长是很大的问号。

记者：雷鼎鸣教授您在谈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为我们分析了教育科研体制的弊病，其实现在中国金融体制上也有很大问题，特别是今年中小企业出现的资金链断裂，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状的？

雷鼎鸣教授：在中国金融体制中，中小企业不容易拿到钱，他们本来是效率最高的，但是反而借不到钱。今年资金链断裂很大程度是因为2008年政府斥资的四万个亿造成的，当时中央是要尽快地钱用掉，要出手狠、准、快。所以银行没有经过严格审批过程，有些企业根本没有有效的商务，它看到利息很低，能借就借，借来的钱就用去放高利贷，甚至跑到香港来炒房地产，这也是计划经济中间出现的问题。从2009年底国家开始货币政策慢慢紧缩，2009年11月，中国M2货币增长量29.6%，这是很高的，国家也怕通胀。金融海啸之前，本来每年增长15%、16%左右，之所以保持这么低是因为担心通胀，金融海啸之后政策又放宽，但是到了2009年以后又紧缩，当时政府4000万个亿借出去以后，有些企业开始一些商务业务，它以为今后还是可以借到钱的，结果政策突然紧缩，这些企业就惨了，投资到一半就没钱了，只能到处找钱，所以国家的货币政策一定要比较稳定，不能受到外界影响就改动。你增加、减少货币量也好，它所起的效果通常都要一年多才体现，政府有时很着急，觉得增加的量都没有起到效果，它就拼命再去增加。这就好像开一辆反应比较慢的汽车，你加速，它当时没有反应，你就再加速，其实它过个五分钟就有反应了，它有个时间滞后性，但你开车的人已经做过分了。所以货币政策需要稳定，金融体制才能发展好。还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要确保资金能送到他们手上。当然这也需要有审批的，不能胡乱借出去，留下太多坏账，大企业可以上市融资，但是现在问题是小企业的问题还未解决，他们本来生命力很强的，你要尽可能提供资金给他们。中国目前还没有根本性解决这个资金问题，这是中国未来金融发展的大挑战。

记者：感谢雷鼎鸣教授有理有据、环环相扣的精彩分析，您也说过，一个人的这种判断力、创造力和沟通能力是靠书籍的阅读来提升的，您自身也是位爱书人，能为我们当代大学生青年们推荐几本好书吗？

雷鼎鸣教授：首推的是中国的经典，和经济理念比较接近的有《道德经》和《荀子》，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两本，里面很多他们的思想是很冷静的，哲学上的思想和经济学关系也比较大。我个人喜欢看经典的书籍，当然很多经典都已经在教科书上繁衍出来了，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在1973年用英文写了一本《Marx's Economics: 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把马克思理论用数学系统——线性代数、动态分析进行programming，完整表达出来,马克思的原著不容易读得通，但是这本书能增加我们对理论的了解，他的学生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就是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