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认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要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次产生的五个目标来看。第一个目标，是增长。因为最早的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东西，生产自己吃的粮食，自己穿的衣服，自己使用的工具等等。那么在这种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关心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增长。怎样能够保持一定的产量，怎样能够争取生产更多一点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生活的需要。对于这样一种自然经济状态，显然它的效率是不高的。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就要出现分工，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的分工。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家庭适合有更多的技巧生产粮食，那你就花更多的时间生产粮食，另一个家庭它适合于织布，纺纱织布做衣服，它就用更多的时间纺纱织布做衣服，然后这两个家庭之间进行交换，我用我生产的粮食来交换你生产的衣服。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多少粮食能换取多少衣服呢？这就出现了一个价格的问题，由于分工而出现的价格，这是人们关心的第二个目标。出现分工相对于自然经济状况提高了生产率，但那还是不够的，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呢？那就会出现规模化的生产，规模化的经营，就是说要扩大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扩大规模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集中，那么它会造成一部分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劳动者能不能得到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机会，你得到了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机会，你就就业了，你就可以劳动了，你得不到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机会，那你就失业了。所以第三个出现的目标是就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一个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而产生的就业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大，不仅仅是在一个村子的范围里，在一个县的范围里，在一个省的范围里，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进行分工，进行交换，它会扩展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交换，这样就出现了第四个关注的目标，就是国际收支平衡。

　　那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逐次要产生的第五个目标是什么呢，我在这里画了个问号。前四个目标，增长，价格，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想象到它是怎么出现的，这四个目标大家都很熟悉，是我们现在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我们讲的宏观经济、宏观调控，有四项主要内容，就是这四个。大家看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规定的宏观经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我们的GDP增长预期指标是多少，价格控制水平CPI控制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城镇登记失业率要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新增劳动就业岗位要提供多少百万个，国际收支如何改善，都要提到这四个目标。

　　显然，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有这四个目标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提出一个新的目标，但这个新的目标是什么，用一个什么样简洁的词语能够把它概括出来，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最早想到这个问题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当时提出的一个可持续的问题，就是sustainable，我们翻译成“可持续”，台湾把它译成“永续”。当时在罗马俱乐部里提到的“可持续”的概念，主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人口，一个就是资源。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的人口增长是非常快的，我们中国也是特别的快。新中国刚成立的时侯是四亿五千万人，后来到六亿人、八亿人、十亿人，现在十三、四亿人口还没有打住，还要再继续增加一段时间。那么当时考虑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么快的人口增长，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负担。还有一个考虑的就是资源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像矿产、石油、煤，消耗完了就没了，要想到给子孙后代留下他们能够继续发展继续使用的空间和资源，就提出这样一个“可持续”的概念。从罗马俱乐部之后，上世纪的末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陆陆续续又提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环境的问题，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循环经济的问题，低碳经济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等等一系列新的说法。　

　　那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五个目标，也就是我画着问号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感觉到是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简洁的，人们能够共同接受的提法。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第五个目标太复杂，它涉及的面太广，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个目标还在一个继续认识的过程之中，我们不能够用简洁的方法去表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充分深刻的认识它，我们还在一个继续的认识过程之中。就像刚才吴敬琏教授讲的，我们要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能够争取把这第五个目标比较简洁的表述出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指导。现在讲到绿色的发展，可能是一种概括的提法，有一些文件里试图用这个“绿色发展”，但是在一些最高文件中他们还没有使用。

　　下面，我再讲一下“十七大”以来提出来的“和谐发展观”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这个是怎么提出来的，要从1978年开始讲起。这个图描述的是改革开放30来年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情况，上面的红线是GDP的增长曲线，这个绿线是CPI的价格波动线，也就是通货膨胀的曲线。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改革开放的起始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来的第一个奋斗目标是什么呢？是翻两番，到上个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两番。翻两番是一个纯经济的定量的目标，就是讲GDP要到世纪末翻两番。为什么我们当时的第一个目标提的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纯经济的目标呢？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太落后了，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多弊端，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当时描述国民经济的词是说我们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当时我们的经济不如美国，不如欧洲，不如日本，我们的经济不如韩国，不如台湾，不如新加坡，不如香港，我们叫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为“四小龙”，我们当时的经济还不如泰国，不如马来西亚，不如菲律宾，不如印度尼西亚，我们叫这四个国家是“四小虎”。如果现在说，我们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泰国，不如马来西亚，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这个我们还服气，确实还有些地方应该向人家学习，但是如果说现在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菲律宾，不如印度尼西亚，恐怕没有人同意。但是当时我们是不如人家，我们叫人家“四小虎”。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扭转经济落后的局面，把我们的经济强大起来。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其他的各项工作都为这个目标服务，为加快经济建设服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的收入分配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和矛盾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基尼系数变得太大。形成这样一个局面有它的必然性，有很多原因，其中应该说有一个原因，就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当时实行的那种收入分配政策。当初邓小平讲的这个收入分配政策是两句话，一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句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落实邓小平的第一句话做得很好，做得很充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邓小平当时讲的第二句话，“还要实现共同富裕”，相对来说做的是不足的。但是在当时经济十分落后的这种情况下，实行这样一种政策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在这之后，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讲“发展是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为什么这么讲呢？邓小平同志是1992年南巡时讲的“发展是硬道理”，他为什么这样讲，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1992年邓小平同志面临的情况是，88年89年我们出现高通货膨胀以后，政府采取了“一刀切”的宏观调控的方式，从而导致在90年代初，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足5%，从上一年的百分之十点多，一年跌到了不足5%。那一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比这次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要严重。这一次我们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从2008年的13%跌到了2009年的9.6%，一年跌了3.4个百分点，但是那一次我们一年之内跌了5个多百分点。所以90年代初的流行词是“三角债”、市场疲软、就业困难。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怎么去解决？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有针对性的。

　　江泽民同志是什么时候讲“发展是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呢？是90年代后期，当时江泽民同志面临着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大家可以看，1992年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很快就上去了，但是由于我们第一次搞这样的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四热，这就是所谓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投资热，证券热。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就是93、94年我们出现了更高的通货膨胀，为了治理这样的通货膨胀，我们进行了宏观经济调控，后来又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我们从1992年到2000年连续9年经济增长是减速的。一方面高通货膨胀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当时江泽民同志面临的国内局面是这样一个状况。
在国际上，当时是面临着更严峻的问题。有这样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军舰在公海上公然拦截中国的商船，说我们的船上有运往伊朗的违禁物资，我们当时没办法，只好让美国大兵登上我们的商船去检查，看后说没有。我们想一下，现在北朝鲜和美国的关系搞成这样，美国对北朝鲜咬牙切齿，但是还没有一个美国大兵登上过北朝鲜的船，但当时我们的船被登上去了。第二个例子，北约的飞机轰炸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死炸伤我们的外交人员，最后赔了几万美元了事。第三个例子，美国的侦察机沿着我国的边境飞行，把我们的飞机撞下来，我们的飞行员现在仍列为失踪。它迫降在我们的机场上，我们还要放它走。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国力不如人家。当时江泽民同志讲“发展是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这确确实实是发自内心的。

　　不能尽快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那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说话就是没有分量。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把第一个目标设定为翻两番，后来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讲“发展是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遵循这样一条路线，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之下，中国在80年代90年代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现在我们已经是总量世界第二，这点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

　　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到90年代后期，确确实实感到我们在经济急速发展的同时，有点什么事情没做好，或是没有做对，但是表述不出来。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我们才把这个问题表述出来，就是一个新的目标，叫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目标了，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讲白了就是：老百姓要过好日子，老百姓要喝干净的水，要呼吸新鲜的空气。但是怎样认识这个目标还需要有一个深化的过程。我记得“十六大”之后，我们和国家统计局一起研究什么是“小康社会”的标准。中国古代社会小康社会的标准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了这几条就小康了。现代社会小康社会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一个人一天要获得多少热量，吃多少肉，喝多少奶，人均住房面积需要多大，每年有多少天休闲，其中包括国外休闲多少天等等。但是，研究小康社会的标准是需要的但却不是重要的。

　　真正给我们上了一课的，什么是真正小康社会，如何建设小康社会，是“非典”。2002年秋天我们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半年之后，“非典”就来了。“非典”是一个人类传染病，人类历史上也流行过多次传染病，当时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但是为什么“非典”在中国死了这么多人，给我们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强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一些东西。我们忽略了环境保护，忽略了资源的节约，忽略了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忽略了医疗卫生体制的建设，这才使得一次人类传染病袭击中国的时候，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在这之后我们才提出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直到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以这个理论它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想接着刚才吴敬琏教授的话讲，理论是重要的，是人类实践的结晶，人类实践总结出的理论，如果不听的话会造成损失。

　　然而，即使是正确的理论，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理论，他还有一个如何使人们认识的过程。仅仅是个别的精英能够认识到这样的理论，那是改变不了世界的，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使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有影响的人能够认识这些理论，按照这些理论去办事，才能够把事情办好。这就是刚才吴敬琏教授所讲的，我们要努力工作，我们要好好学习，不仅使我们自己能够接受认识这些重要的科学理论，而且能够使这些理论推广开，能够使我们周围的人，使我们的各级领导接受并且重视，我们才能把事情干好。

　　我的时间已经超了，对不起，谢谢大家。

　　本文为汪同三教授在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幕式上为“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主题论坛所作报告，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汪同三教授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