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专场综述：公共经济学（分会场

　　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公共经济学专场讨论会（分会场一第一场）于2010年11月20日下午14:30至16:30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新校区2号楼211教室举行。该场讨论会的主持人是中南大学商学院的邓超老师，评论人是暨南大学的郑筱婷老师和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的袁义才老师。共有5位论文作者对其论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报告。

　　首先进行报告的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张静，论文题目是《城市化过程中拥挤程度的演化——以郑州市为例》。该文以郑州市及其相关数据为依据，着重探讨城市拥挤程度的演化特征。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城市拥挤程度与城市化关系、适度拥挤的标准、郑州市拥挤程度实证分析和城市拥挤度评价指标体系。作者利用综合指数法计算郑州城市拥挤度总指数，并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城市拥挤度评价指标体系，结合通过Excel数据分析功能简单地进行相关回归分析得出的数据，指出理论上，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存在一个适度拥挤水平，这一适度水平由动态社会福利最优条件决定；经验上，适度规模因研究标准的不同而不同。作者还认为从供给方面来看，郑州市公共物品提供不足，存在提供时滞问题，致使城市拥挤程度的变动振幅越来越大，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不足对拥挤程度的加深存在推动作用；而从需求方面来看，人口密度的猛增对拥挤的拉动作用明显，并且拥挤的增加主要是由外来人口的增长所引起的。

　　对于该篇论文，主持人邓超老师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指出，首先该论文以郑州市为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次模型的构建、指标体系的引入也有一定的创新性。同时也提出了几点建议：（1）论文在概念的界定上可以更加清晰、突出，如拥挤、城市化或城镇规模等定义。（2）在谈到基础设施对拥挤度的影响上可以加深层次，研究基础设施的质量或者结构等对拥挤度的影响。袁义才老师在肯定论文选题的同时，亦指出文章应该明确区别对待“城市规模的研究”和“拥挤度的研究”这两个方向；建议论文的研究可以选择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或者市民的角度进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查，从而得出新的指标以使论文更加具有创新性。

　　第二位论文报告者是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林致远，论文题目是《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效率及其变化》。文章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基本模型，利用2003~2008年间29个省区市的数据，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估，揭示地方政府支出无效率的具体来源，并考察地方政府支出效率的变化。作者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效率以及相对无效率的具体来源均呈现出一定的区域特征；此外，地方政府支出效率在总体上略有下降。

　　袁义才老师首先对于该篇论文的选题的现实意义和应用DEA的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给予了赞扬，同时提出的三点建议：（1）对于地方政府相对效率方面的研究还不太成熟，可以更进一步推进。（2）能够科学评价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该效率的推导过程及涉及的相关因素数据尚需更加具体的表现出来。（3）在文章的结构方面，可以分为几大部分，抽取其中一两部分进行详细的指标分析。

　　第三位进行报告的是来自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袁义才，论文题目为《制度分析框架下的公共产品理论研究》。作者指出，根据萨缪尔森的研究，公共产品具有消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个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天然”地决定了一种产品应该成为公共产品。然而，从制度分析角度看，一种产品成为公共产品只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一种产品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相对于作为私人产品提供，存在交易成本节约，同时也有超额供给的效率损失,把一种产品当作公共产品提供本质上就是追求更好经济效率的制度安排。基于制度绩效比较，可以构建起公共产品的制度绩效模型，而进一步推论将对公共产品概念内涵、一般均衡分析、准公共产品的产权分析等产生新的认识。

　　主持人邓超老师高度称赞了该篇论文，指出文章对公共产品的定义有一定的创新。郑筱婷老师亦认同其将交易成本与公共产品结合研究，具有很高的创新性。其后，参会的各位学者对于交易成本问题又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

　　第四位论文报告者是来自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学识，论文题目是《政府采购、商业贿赂与潜规则》。该文对政府采购中的商业贿赂、以及更深层面的“潜规则”的消长进行了一个模型化的分析。作者建立起一个以政府官员和竞标企业为参与人的两人博弈模型，并将以法律法规为代表的“显规则”和以商业贿赂为表现的“潜规则”作为双方的备选策略。模型分析发现，最终哪种规则成为占优策略依赖于被揭发查处的概率、收受贿赂的额度、行使贿赂的企业数、发起贪腐诉讼的费用等因素。据此作者认为，要从机制上控制商业贿赂对政府采购行为的侵蚀，就必须在制度构建和执法力度上措手，从根本上改变潜规则得以盛行的土壤。

　　评论人袁义才老师对选题的意义给予了肯定，分析方法运用博弈论也有创新，同时袁老师还提示：文章最终提出的政策性建议可以更加具体、详细，结合选题的现实意义，可以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最后一位报告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马光荣，论文题目是《政府规模、企业负担与逃税：来自中国的证据》。该篇论文使用1998到2005年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利用国民收入账户原理和企业会计准则之间计算利润的差异，考察了政府规模对企业所得税逃税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导致更多的企业逃税，政府会将自身规模扩大后的财政负担施加到企业身上。而且，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中小企业比大企业面临的税负更高，但是却更难以逃税。政府将自身的财政负担更多施加到了中小企业身上。该文的发现并不支持Besley和Persson提出的政府规模和“国家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另外，文章还印证了过多的政府干预是发展中国家企业逃税等非正规经济活动普遍存在的原因。

　　袁义才老师首先肯定了该篇论文的规范性，并对其思路进行了梳理。但提出了比较有争议性的问题：“政府规模越大，企业逃税活动也越严重”似乎众所周知，还需要利用一系列数据进行模型证明研究吗？这一点需要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