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现代的大学生首先要做一个超越个人利益的君子

盛洪教授采访录

盛洪教授简介：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和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他的论文集《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及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代表了过渡经济学领域的领先水平；随笔集《经济学精神》透露了他普及经济学的努力和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文集《为万世开太平》则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情。

盛洪教授与学生记者的合影

记者：盛老师，您好！我们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生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盛老师一直在实践“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那么您认为如何让越来越多的现代大学生拥有并追求这样的理想呢？

盛洪教授：首先，我们的学校除了教知识以外还要教文化，或者说学生除了学知识以外还要学文化，那么就要知道知识和文化的区别。知识是人对自然界信息的把握，文化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传统、文化价值可以使一个人有某一种超越。假设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理性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计较并决定自己的行动。从现在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到，如果一个社会中都是这样自私自利的理性人的话，这个社会是会崩溃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个社会需要有些人去超越个人利益。这种超越需要对文化传统价值的把握，而文化传统价值是从历史中提炼出来的，也有一些是文化英雄顿悟而形成的一种超越的观念，也就是说，要从整个社会来看问题，这样才能看的更加全面，为了整个社会整体的利益可能会牺牲某些个人利益。我们的社会现在需要这样一些人。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的学校，严格来讲，在这个方面很欠缺，只教知识不教文化，而教文化能够把一个仅仅是趋利避害的经济人变成一个文化精英。中国过去叫“修身”，现在叫“教育”，但修身和教育是有区别的，教育是被动的，修身是主动的。讲到“为万世开太平”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含义，假如说你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会谈这样的话题；首先你要超越，关注社会、关注这个世界的长远发展，你才会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儒家传统教育是把小人变成君子，这是它的一个教育目的。而今天，我希望我们的大学把教育目的也放到这一方面，而不仅仅是教知识。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个词其实是没有道德含义的。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正是失去了把小人变成君子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是有问题的。所以现代的大学生首先要做一个超越个人利益的君子。

记者：盛老师，我特别好奇的是：您一直是做经济学研究的，而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个假设是“经济人假设”，您怎么会把精力放到文化传统价值教育上呢？

盛洪教授：其实，经济学家最明白经济学的边界。你学了经济学道理，知道有一个经济人假设，这只是一个假设，是为了分析方便，它并不是说人性全部都是如此。你用这个假设去推导，会有很多东西推导不开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仁人志士和舍身忘己的英雄？你用经济人假设是没法解释的，但是又不能不解释，那就需要在经济学逻辑之外解释。其实这样一种解释从来没有处于经济学家视野之外。大家老对亚当·斯密有误解，认为他提出经济人假设，就认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亚当·斯密还有《道德情操论》，还讲了人性的其它方面，比如公益心，追求高尚的冲动等等。所以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被称为经济学家，他们也想用这套方法去解释世界万物，但总有一些边缘问题解释不通，然后他们认输了，说那是伦理。其实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不是说他们视野没有这一块。许多顶尖的经济学家，如道格拉斯·诺斯关注意识形态和文化，和詹姆斯·布坎南意识到写宪法要有“宪法公民身份伦理”，都是看到了这一点。

记者：民生问题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您在今年7月份，针对陕西省吴起县的“全民免费教育”问题，指出民生要考虑效率。您能解释一下“全民免费教育”模式存在哪些问题吗？

盛洪教授：首先，政府要做的事情只有在市场和非市场其它制度安排做不了的情况下才做。因为政府这个制度有很多缺陷，它是垄断的、暴力的，对于官员的监督现在也不是很完善。所以，并不是说政府把所有的“好事”都揽下来做就好，因为有的“好事”市场可以做，那政府就没必要做了。那么教育问题是什么呢？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私人物品，一般的家庭完全能支付得起教育费用。只有个别家庭，比较贫穷的低收入家庭支付不起，这时，教育就成了公共物品，这个公共物品要求平等，就是起点平等。这时，如果存在民间基金会类似的组织，也不需要政府出面；如果没有民间基金会的情况下，才由政府来伸出援助之手。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不清楚自己的边界，因为政府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教育、医疗等等全免费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是因为政府这样做，就要从民众中征集更多的资源。政府的资源并不是免费的午餐，政府的钱是来自老百姓。你要让政府多做事，政府就要多收税。但是你想想，对你个人来讲，到底是我把更多的收入给政府让政府给大家“免费”提供呢？还是我自己拿这个钱去买？其实从这个社会来讲，自己买更好，因为政府免费提供的东西有很多问题，公共领域的监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给你一笔钱，你教这帮孩子；不如家长拿着钱去替孩子选择学校，通过这种分散选择能对学校产生制约；但是政府财政拨款，这个学校办好办坏一个样，长此以往学校办不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学经济学要特别注意：不是一说“民生”就是政府要多做“好事”。我们学了经济学，要有火眼金睛，要看清楚。

记者：在您的不少文章中提到，很多经济问题，经济领域本身无法解决，为什么这么说？

盛洪教授：因为经济和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涉及到利益。纯粹狭义的“经济”，是“做馅饼”；广义上来说，还有一个“分馅饼”问题。分馅饼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市场来分，就是市场去买卖，产品能卖掉就能拿到钱，产品卖不掉就拿不到钱；另一种是非市场来分，那么主要是政府来分配，政府来分馅饼就叫政治问题，其实最终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利益问题。它就是通过一个政治过程，把一部分财富从一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比如说，通过政治过程，给企业一个垄断权，比如中石油、中石化自己可以提油价；垄断国企可以不交利润；国企可以不交地租。这就是政治问题。那怎么解决呢？这就要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促进国企的改革与发展，当然人大代表须由人民真正选出来。

记者：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您对于我们财经类院校研究生的未来发展方向有什么建议？

盛洪教授：我的看法是，在中国，可以说你们是最幸运的。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很大，而且城市化还没完成，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是非常高的，但是中国也是发展不是很充分的国家，有很多领域都是没有人去做的，像服务领域，还有很多产品是欠缺的。据说，前几年美国超市产品种类是中国的十倍。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到外地旅游啊，老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其实我们是缺乏这方面的产品或服务。我认为，要敏锐地去观察哪些方面需要去提供产品或服务，关键是不要总盯着国企，国企存在垄断没有创新动力；也不要总盯着那些成功的大企业，大企业基本上已定型了，很难再有创新；创新都在小企业。其实我们很需要挖掘这种创新能力，然后去关注这个社会，找到自己的发展机会。

记者：盛老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会期愉快！

（本文根据对盛洪教授的采访录音整理而成，已经盛洪教授本人审阅。）

采访人：费玉新，王蒙蒙，冯秋月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20日上午11点

采访地点：河南省人民会堂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