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今天，迫切地需要得到经济学的理论支持。”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离不开经济科学的支撑的。

七年以前，我在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做过一个讲演，讲演的主题是“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和经济科学的进展密不可分”。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给予密切关注，就是说，经济科学的重要性似乎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这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我们经济学的发展得到了比较好的内外环境，所以它才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样一种进展就支持了我们的改革和发展，使得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仍然不够，而且最近一些年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使得一个原本比较好的研究条件和社会气氛好像遭到了某些损伤，甚至破坏，这就对我们未来的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发展会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那么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我常常讲一句话，叫做“善未易察，理未易明”，什么是好的理论、好的政策，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也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的。这里大概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现象和本质是有差别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眼前利益和长远的根本性的利益往往并不一致。因此就需要从现象到本质去发现规律。理论是规律在我们思想中的表现，需要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协调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这是理论的作用。但在中国的条件下，由于一些历史的背景，理论往往不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中国传统实行的是小生产农业，大部分的居民是从事小生产的农民，而小生产有一个特点就是“眼见为实”，它的技术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所以往往就会忽视理论。再加上我们这些年里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我们党内的政治斗争，它就出现了一种偏向，把问题都划为“左的”、“右的”，这种具有倾向性的斗争都应该归结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是片面地强调实践是知识的来源。这就混同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作为人类来说，所有的知识都是来源于实践；但是每一个个体的知识，除了来自他本人的实践，还有间接的知识，就是别人从实践中取得的知识，至少是几千年来人类祖祖辈辈取得的知识，他都可以通过教育、通过理论活动来传承。

特别是最近几年，“极左”思潮、“极左”的路线有一个回潮，在回潮中支持旧体制旧路线的人们常常运用所谓“民粹主义”的言说，鼓动仇富反制，甚至妖魔化经济学家和贬低、否定现代经济体制，这就造成了一些消极的现象。由于我们的改革越来越深入，这个社会也逐步变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撑，这些消极现象就会引发或小或大的问题。这个大的问题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从“九五”计划以来，我们经济中一个非常症结性的问题就是旧的增长方式，也就是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如何转变的问题。特别是“十七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工作，要践行科学发展观。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都在提这样的口号，从1981年左右开始，就提出要把我们的经济发展转到以经济效益提高为基础的轨道上去。在邓小平制定“20年翻两番”这个计划的时候，也是把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作为前提的。到“九五”计划时，就正式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但是经过这么多年，转的并不好。所以，“十七大”以后，就提出来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但是我们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在一个司局级以上干部关于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上讲课，讲课中我先提了一个问题，我们要践行科学发展观，那么，什么是发展的科学？全场几十位干部，没有一个人回答。这就奇怪了，学习科学发展观，首先就要问什么是发展的科学，可是都回答不出来，还要照抄文件才行。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发现相当一部分地方并没有研究为什么要发展新兴产业，以及本地区适于发展什么样的新兴产业。于是，这些人就又照文件抄了。现在出现一种现象，高度的同构化，都是照抄文件上中央国务院讲的那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实，那只是一个规划，只是一个方向，比如说新能源产业就包括很多很多的。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必需首先研究本地的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和劣势，然后确定自己这个地方发展什么。但是因为没有做科学的研究，他只能从文件上去找如何发展，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到处都在投资，都是那些产业，这样恐怕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今年，我去过两次台湾，台湾产业界的人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现在所有地方都发展LED就是半导体照明，如果都建成投产以后，它的市场在哪里呢？所以，市场容量就决定了现在这样一种投资，这样一种撒胡椒面式的投资，到最后相当一部分它会打水漂，形成资源浪费。再举个例子，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宏观经济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股价问题、房地产价格问题、外汇问题等，但是我却常常会觉得对于这些提问无法回答。这种提问包括：明年股市会怎么样，房价会怎么样，中央银行下星期会不会提息，甚至说这个周末会不会提息？其实这些问题与我们现实的今年以来宏观经济的波动和整个经济的波动联系是非常大的，今后的这种不确定性还会更加加大。

今年1月27日，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国际讨论会，是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国际讨论会。在最后一天的晚宴中，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进行了一个讲演。他说，我们的货币政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种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是一种逆周期的调节，就是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它要紧缩；经济走向低谷的时候它要扩张，以抗衡这个周期。而目前的困难就是政策应该有个提前量，也就是说，从货币的投放到表现为通货膨胀、表现为资产价格的涨落，总是有一个滞后期的。比如说，广义的货币M2的滞后期，西方一般认为是十八个月以上；狭义的货币从发行到在物价上有表现，也就是M1也有一个滞后期，大概是六个月以上。问题就在这里。因此，需要有科学的分析才有提前量，但是在中国，人们不相信理论，只相信感觉，这就出问题了。譬如说，经济周期是一个正弦波，起步是个正弦波，那么，你要是逆周期调节，你就要有一个提前量。但是因为不相信理论只相信感觉，就没有表现出来这种行动，所以决策就慢了，也就是说，决策晚了九十度。宏观经济政策后面的政策传导机制也有问题，所以决策以后这个传导也很慢，比如说又晚了九十度，晚了一百八十度以后，这两个正弦波就重合了，货币政策就跟那个实际的经济走势正好重合，这个货币政策就变成了一个顺周期调节，从而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再说一个小事。我最近刚从广州回来，为了迎接亚运会，广州市政府为老百姓做好事，有十大利民措施，其中包括三十天坐公交车不要钱。大多数市民欢欣鼓舞，但也有少数人提出怀疑，担心出现车“爆棚”。结果一实施，果然“爆棚”，学生挤得连学都上不了。结果五天以后，广州市政府吸收教训，采取措施，恢复卖票，变成把钱给市民发成补贴。对于经济学人来说，这个道理是非常明白的。我们学经济学首先学习的就是供求曲线图，如果价格越偏离均衡价格，供求之间的差距就会越大。如果价格是零的话，需求量就是无穷大。当然广州市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是比较及时的，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问题。不过这种不顾经济规律蛮干的情况，过去我们已经有过沉痛的教训。总之，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现在蔑视理论似乎成为了社会上一个流行的思维方式，我认为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对我们的民族真正走向繁荣的现代社会是会造成很大危害的。

以上是我今天报告的第一点，是针对全社会的。第二点是针对我们自己提出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做好我们的工作，为中华振兴负起责任。我在2003的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关于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做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二是学科工作重在形成严谨的学术规范和惠风和畅、百家争鸣的氛围，三要加强经济学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做到长短互补，共同提高。现在我想再加上一条，就是要改革教学和科研的体制。因为现在的体制越来越行政化、官本位，这是科学进步的大伤。最近，关于教育规划方面，中央提出要“去行政化”，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但我认为是切中时弊的事情，可见科研和教学体制的改革有很大的障碍和阻力，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本文为吴敬琏教授在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报告,未经吴敬琏教授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