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宏观经济学（分会场一第二场）综述

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专场综述：

宏观经济学（分会场一第二场）

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宏观经济学专场讨论会（分会场一第二场）于2010年11月20日下午14:30至16:30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新校区2号楼207教室举行。该会场的主持人是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周方召老师，评论人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叶光老师。共有5位论文作者对其论文进行了报告。

首先进行报告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赵文哲，论文题目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多级政府的FTPL》。该论文研究的是分税制改革后，FTPL在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体制下是否有效的问题。该文不仅从理论上讨论了这个问题，还利用面板VAR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用一个多级政府模型来构建一个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的FTPL模型，在此模型框架内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这个模型中，地方政府利用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商业银行贷款满足预算约束平衡，中央政府利用发行公债来平衡赤字。研究表明，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财政盈余下降会提高均衡价格水平。但是，由于财政竞争刺激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搭便车行为，财政收入的集中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将会提高价格水平。论文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容易导致价格水平的波动。

对于该篇论文，叶光老师对论文的贡献做出了很高评价，并提出了进一步需要注意的问题：由于模型中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较少，从而引起了序列的非平稳性，并且脉冲函数呈现发散状态。与会代表与作者针对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年份少而引起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二位论文报告者是上海财经大学的李哲，论文的题目是《厂商差异和宏观环境政策》。该文研究了宏观政策在厂商有差异的经济中的作用机理，对各种政策工具的优劣进行了比较，文章使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研究。因为环境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到减污的直接成本和收益，还要考虑到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该文通过上述研究发现，考虑厂商的差异对不同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果分析评价非常重要。在模型中，允许厂商存在生产力差异并可自主定价。一项减少污染气体排放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异质企业的减污成本和技术投入，定价行为和市场竞争力等。使用加拿大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后，最后得出两个主要结果：第一，如果模型中不考虑厂商差异，会低估20%的减污的综合成本；第二，被经济学家批评的强制性环境政策在校准的模型中会产生比排污税更好的总体经济效果。

叶光老师肯定了作者研究的规范性，并提出了稍有争议的问题：针对模型中的参数应怎样进行控制才能避免其差异过大？

第三位论文报告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的苗明，其论文的题目是《基于DSGE的房地产市场结构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在该文中，作者建立了一个包括房地产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并使用脉冲分析方法，比较了不同房地产市场环境和结构下，技术冲击以及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土地供给等调控政策冲击对房地产及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相对于消费性需求主导和房地产商无土地囤积的房地产市场环境，投资性需求主导以及房地产商大量囤积土地的环境下，房地产价格处于更高的水平，外生冲击对消费、产出等变量的影响更大，房地产价格也具有更大的波动。

对于该论文，评论人叶光老师对其工作进行了肯定，特别指出在分析房地产时将购房分为自用与投资两个部分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指出了论文中提到的技术进步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的结论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到会的学者对于该问题与论文作者就实际利率、房地产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和市场结构的不完备、土地隐性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四位论文报告者是厦门大学财政系的邓明，论文的题目是《技术异质性、空间相关性与中国省际经济收敛的非线性特征》。该论文基于经济距离的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中国省际人均GDP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而其后在考虑到技术异质性与空间相关性，又利用基于区域空间自相关系数的“空间滤子”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空间过滤，对经过空间过滤之后的数据利用动态门限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多重均衡现象，但是并不存在“低水平陷阱”和“高水平陷阱”；地区经济的收敛速度在不同的收入阶段呈现出一种U型状态；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在低收入组并不显著，但在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均显著。

 叶光老师对文章选题的意义给予了肯定，同时也针对空间相关性以及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等问题与论文作者以及到会学者进行了讨论。

第五位论文报告者是安阳师范学院的张良悦，其论文题目为《土地资本化与中国经济粗放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土地资源的资本化之间的高度的相关性，文章利用1999-200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资本化对投资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21%；土地资本化一方面促进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另一方面又挤出了居民储蓄向实体经济投资的转换，使中国的土地资本化带有某种“荷兰病”的特征。最后得出论文的结论为：土地资源并不是作为直接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土地财政”也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被动的“吃饭财政”，而是作为一种资源的资本化，积极推动当地政府投资和本地经济增长，是资本深化的一种管道。土地资源的资本化不仅使中国经济闭锁于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且也对耕地资源的保护造成巨大的压力。

评论人叶光老师与主持人周方召老师以及在会的各位学者对于该文章的计量模型研究方面进行了相关讨论。

最后，叶光老师与周方召老师对该讨论会的论文做了总结，论文作者也对评论人与其它学者针对自己的论文提出的相关问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感谢点评人给出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