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分会场二) 专场讨论会综述

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国际经济学专场讨论会于2009年12月13日上午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举行。该场讨论会的主持人是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经贸学院的裴瑱，评论人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赵伟教授和顾国达教授，共有5位论文作者对其论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报告。

第一位论文报告者是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的左萌，他报告的论文是《加入WTO加剧了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吗—— 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该文分析阐明了加入WTO后我国贸易模式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利用微观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对上述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作者的研究得到如下两个主要结论：第一，我国加入WTO后，低技术工人密集部门的关税降低幅度大于高技术工人密集的部门，从而使得低技术工人对高技术工人的相对劳动回报降低；第二，上述现象通过S-S定理阐明的产品价格和要素回报之间的影响机制，加剧了我国不同技术层次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因此，加入WTO是加剧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认为，对此持有正确的认识，是利用宏观调控改善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现状的前提。

第二位报告人是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的殷德生，其论文的题目是《经济开放、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文章从理论上刻画了经济开放、资本流动与资本集聚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将该理论成功地应用到产业升级的实践分析中。基本模型构造了一个三部门模型，阐述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在一国的最终产品部门、资本品部门和研发部门之间流动的规律。经济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品部门成为资本流入部门，资本的外部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的研发部门成为资本流入部门。在扩展模型中，作者进一步运用资本流动规律分析资本集聚的形成机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因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资本品质量相对于劳动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本品质量上升而提高，从而实现了资本集聚。文章以长三角沿江工业带各城市资本相对价格变化状况来讨论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的现实体现，最后基于中国三大经济圈制造业集聚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第三位论文报告者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周明海，论文题目是《贸易模式、技术进步和劳动份额—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实证研究研究领域》，文章将劳动份额进行工业行业分解，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只是劳动份额下降的部分原因。通过建立企业生产模型，该文考察了贸易、技术进步和国有垄断力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上升和国有垄断力量下降使劳动份额下降。其他条件不变，贸易变量中进口渗透率系数显著为正。分阶段回归表明贸易模式转变是劳动份额下降的主因。进出口高度相关的珠三角加工贸易时代，进口渗透率促进劳动份额上升；出口型加工贸易的长三角时代，进口渗透率与劳动份额同时下降是企业降低原料和劳动成本的结果。因此，作者认为，进口渗透率在不同阶段作用机理不同。

第四位论文报告者是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陈琳，其论文的题目是《外商直接投资垂直溢出效应的测度：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该项研究采用世界银行调查的1566家中国制造业企业1999～200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Levinsohn & Petrin半参数方法估计生产函数，并构建前向和后向联系指标，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垂直技术溢出效应。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前向关联对中国本地企业产生了正向的溢出，却没有通过后向关联效应发生溢出。按企业所有制结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外资通过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产生了正向而显著的技术溢出。而这两种垂直溢出效应，对民营企业都是不存在的。

第五位论文报告者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杨高举，其论文的题目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跨国分析》。基于改进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该文提出了一个分析一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新框架，即通过编制区分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计算“加权的增加值-生产率”指数并进行跨国比较分析，有效地解决了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仅关注出口总额所导致的“统计假象”问题。作者的实证研究发现：以“加权的增加值-生产率”指数衡量，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快速提高，在25个样本国家中的排名由1995年的第16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10位，但从该指数的绝对值来看，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较大，还不具备挑战世界高技术产业领先地位的实力，传统的出口总额统计法高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快速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明显进步，并且其增幅超过了高技术产品的国内完全增加值率下降的幅度。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赵伟教授和顾国达教授对该场讨论做出了评论。针对论文一，赵伟教授认为，文章比较有新意，有所创新，但模型的对接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同时，建议是key word中加上“产业升级”。在场的同学也跟论文报告者对所研究问题做了讨论。对于论文二，顾国达教授认为思路比较清晰，但数据的运用偏颇，用了中部很多省份的数据却没有运用贸易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数据，因此需要更多考虑区位因素；赵伟教授认为该文创新度不够，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仅是贸易问题，更主要的还是制度扭曲。针对论文三，顾国达教授对该文的贡献作出了肯定，但影响劳动份额下降的因素不仅仅是贸易模式的转变，应对其他影响因素作出讨论；赵伟教授指出了此文一些很基础性的问题，比如概念、经典理论的运用等。对于论文四，两位教授都对其规范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对于其在数据选取、文献阅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给予了提示。对于最后一篇文章，顾国达教授认为其思路正确，有所创新，赵伟教授则认为论文作者应该对经典理论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在语言和细节方面还需要仔细修正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