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分会场二）专场讨论会综述

本次年会的金融学专场讨论于2009年12月13日上午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多功能报告厅605室举行，相关领域4篇文章的作者分别进行了报告。本场讨论主持人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唐吉平教授，评论人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杨柳勇教授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郭明教授。

首先来自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王宇熹报告了《券商可信度、证券分析师荐股绩效差异与利益冲突》。该文利用2006-2008年35家券商公开发布的分析师推荐评级调整样本，检验了券商荐股评级统计分布特征是否能够有助于投资者预测分析师荐股的获利潜力，研究结果表明：券商推荐评级分布信息对于投资者预测分析师荐股评级调整的短期与中长期绩效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信息可以提升投资者甄别不同可信度分析师荐股绩效的能力。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并不一定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经验证据，为进一步深入思考分析师利益冲突来源及其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是对分析师利益冲突与荐股业绩关系问题等现有研究文献的重要补充。

评论人认为整个论文总体来说比较规范、方法是可行的，值得商榷的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方面，文章所利用的数据为2006-2008年牛市期间的数据，建议是否可以通过延长该数据的期间如2008年后的数据进一步研究该问题，譬如说可以增加“是否为牛市”的虚拟变量。另一方面，评论人提出分析师推荐评级的标准可能会影响该研究的结果，建议研究中考虑该问题。

接着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马畅报告了《会计准则改革与长期资产减值计提动因研究》。该文主要研究《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2006）颁布实施对企业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动因的影响。利用上市公司2004—2007年数据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在《资产减值》实施前后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动因及其变化，发现在新准则实施前，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主要是由于盈余管理动因而计提，包括“洗大澡”、“利润平滑”等；而新准则实施后计提动因更多地是由于适应各类经济环境的变化，包括行业盈利能力、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等。特别地，新准则显著地抑制了企业通过计提长期资产减值“洗大澡”的盈余管理动因，显著地提高了长期资产减值反映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程度。总体而言，研究发现《资产减值》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上市公司通过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局面，加强了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反映经济环境变化的动因，从而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评论人认为作者通过比较的方法研究企业计提长期资产减值的动因是很好的，结果也比较理想。第一，存在数据不对称的问题。第二，2007年新准则实施后可能效果很明显，但一年后是否企业会变动应对方法。第三，企业的并购、股权性质是否会影响该研究，可以考虑对企业按性质细分来分析该问题。

第三位是来自南开大学的邵新建，报告了《解禁“大小非”的市场效应分析》。文章通过事件研究发现，股价对可提前预期的“大小非”解禁事件做出了缓慢而持久的负面反应；解禁后“大小非”的实际减持增加了股票供给量，成交量有持久性的增加。截面回归证实这些解禁效应可在“股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理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发现解禁点附近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与解禁比例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当上市公司为政府控股，解禁后的公司财务状况有所改进时，或解禁股票的套利风险较高时，累计异常收益率都相对较高。在市场信息效率较低和股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条件下，限售条款是一项巧妙的制度设计，它保证了系列股改的顺利推进，但也可能造成解禁前股价泡沫的积累和解禁后股价的崩溃。

评论人觉得该研究很有现实意义、比较新颖，同时主要提出以下完善建议：第一，压力效应是否会产生影响；第二，研究的时间窗口为15天，延长该期间以减缓其他因素的干扰可能会更准确；第三，考虑熊市、牛市环境下对该问题的处理方法。

最后来自浙江大学的张小茜报告了《金融危机、控制权和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一文。文章从控制权角度考察了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的关系，以及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与以往考虑所有权的模型相比，基于控制权的模型有效性、稳定性更强。控制了行业因素的实证结果显示：投资率与所有权在金融危机前负相关，在金融危机后倒U型关系更强，投资率与控制权始终成正相关关系。基于模型参数估计和误差项修正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指标，上市公司被分为负敏感型、不敏感型和正敏感型三类，结果显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等量存在。

评论人总体上觉得该文章基于金融危机的背景，研究视角是比较新颖的，对关于金融危机前后回归模型的构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