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分会场三）论文专场综述

本次年会的经济史专场讨论于2009年12月13日上午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举行，相关领域的5篇文章的作者分别进行了报告。本场讨论的主持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代谦教授，评论人是周生春教授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陈凌教授。

第一位论文的题目是《近代中外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及货币原因分析》，作者是湖南大学经贸学院的路宁涛。该文以比较详实可靠的近代中外批发物价指数资料来研究近代中外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当把国外批发物价指数按照当时的银价换算成以银计价的国外批发物价指数后，原来相关性不强的中外经济波动之间显示出显著的相关性。这不是巧合，说明近代中外经济波动之间有内在联系。造成近代中外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深受计价货币影响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中外货币本位的不同，二是白银的进出口。近代中国经济看似独特的波动轨迹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

周教授提出该文的观点对现代的启发部分的论述尚不够，并对题目的撰写提出了意见。陈凌教授肯定了此篇文章研究问题的意义，询问了文中两个指数之间的关系问题。

接着发言的是来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赵昊鲁，主题是《劳动积极性、技术条件与封建土地关系形成变迁机制探析》。封建土地关系是一种土地垄断者和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土地垄断者决定土地收获的分配制度，劳动者用劳动积极性来表达自己对制度的满意程度。生产率可以看作是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函数，且其函数形态由技术条件所决定。封建的土地垄断者要根据劳动者的反应函数来确定恰当的土地关系以获得最大收益。因此在封建社会存在一个土地垄断者和农民之间有关产品分配比例的均衡值。本文据此提出封建土地关系是围绕这个均衡值形成，并随着这个围绕这个均衡值变化而变化。

评论人赞赏了作者试图用经济学的观点解释历史学的方法，指出模型的基本假设中关于劳动积极性中外差异应拿出历史的证据，另外影响劳动积极性的因素非常多，需要全面考虑，如分工的影响。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的李唐，论文题目是《现代化转型下的混合金融组织》，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原始制度稠密、传统制度影响较为深远的国家和地区，其组织制度的演化和变迁过程呈现出新旧制度（或组织）混合共生、并存不悖的阶段性特征。对此，近期的新政治经济学文献已有较为充分的理论论证，但某一地域、某一产业的微观视角实证研究则并不多见。该文发现，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混合金融组织”现象可作为现代化转型下制度（或组织）演化路径中混合性特征的典型代表，也因此从近代中国金融产业的微观视角对于“混合金融组织”现象加以实证考察，并对新政治经济学的“混合制度”理论假说进行更为深入的验证。

周教授赞赏了这篇论文的角度，并就中国的制度变迁及其特点提出了问题。陈教授指出混合金融组织在中国制度变迁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并提出了需要加强在混合金融组织领域文献的建议。
第四位是来自浙江大学的林高榜，题目是《有效市场半径与14-17世纪发达国家兴衰》，14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然而在14世纪到17世纪之间，西欧发达国家开始通过扩张有效市场半径，相继赶超中国。他们认为，内部资源约束驱动和内部市场局限驱动构成的内源性动力，以及造船技术条件、航海技术条件和非官本位制导向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外源性条件，为一个国家实现有效市场半径的扩张提供了基础。有效市场半径的逐步扩张，将会使该国家参与到更加广泛的国际分工中。专业化的分工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有了生产能力的提高，加之市场半径扩大自身带来的消费市场，便造就了国民福利的大幅度提升。中国在14世纪到17世纪被赶超，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重新崛起都与有效市场半径的扩张有着密切的联系。

评论人肯定了此文宏大的视角，希望完善此文的结论，并继续多参考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同时需要细化自己的视角。

最后一位是来自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李顺毅，题目是《资金来源结构与合作金库的发展——基于抗战时期农村金融的考察》，合作金库是193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民政府推动下以合作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合作金融机构。从资金来源结构看，合作金库中来自合作组织的内源资金极为有限，由政府和国家行局供给的外源资金占绝大部分，呈现出严重的内外失衡状态。外源主导的资金结构尽管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给合作金库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多方面难以克服的制约。

  陈教授指出还需关注民国时期国民党对台湾土地制度改革的情况，对历史的梳理也应该围绕自己的论文来进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