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分会场三）论文专场综述

                                                  
12月13日上午10点10分，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418举行了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报告会。本次会议主持人是经济学院教授、财政学系系主任、所长朱柏铭老师。评论人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王小飞老师。

会议开始，朱柏铭老师简短的说明了一下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经济学说史。他说，本次参与讨论的几篇论文从题目上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偏离主题，但期待与会者的精彩发言。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的刘荣华。他的论文题目是《FDI与中国收入不平等：来自1987-2006中国省际面板的证据》。他认为，长期以来，FDI在中国的增长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得到了较多关注，而理论界对其收入分配效应则关注较少。所以在他的论文中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对FDI与中国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果：（1）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FDI分布的产业及地域范围的逐步扩大，FDI对收入不平等的总体影响呈倒U型；（2）FDI通过与国内资本竞争和在国内实现技术扩散，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3）FDI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和时期差异；（4）私营经济的发展将有利于改善FDI的收入分配效应。王小飞老师认为此篇文章的选题角度新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并对作者在文中提到FDI与收入不平等的倒U形曲线进行提问。朱柏铭老师建议作者可以找一个典型的案例来分析FDI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比如说苏南与浙江。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宁波大学的文雁兵。他的论文题目是《制度变迁、经济绩效与贸易发展：中国30年制度变迁对贸易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派把制度内生化并提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他的论文在简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选取中国1978-2008年间的制度和对外贸易作为研究变量，把制度因素内生化和量化，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结果发现制度因素和制度变迁与我国贸易发展的影响具有互动性而且是非常显著的；并一步从制度变迁中量化出促进我国贸易及经济增长的因素，给出制度与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为我国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思路和对策。王小飞老师认为，关联性分析得出有关联并不代表存在因果关系，作者在结论时的语言应该有严密性。朱柏铭老师则认为，作者给出的结论对读者的刺激性可能不是很大，没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作者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两种概念。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郭峰。他的论文题目是《经济理性的数学化－经济学中的数学何以如此之多》。他认为，为何源自英国道德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经济学到了现代大量使用了源自“理性统治着世界”的古希腊的数学？伴随自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到现代主流的“经济学”的转变，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理性”的把握也逐渐地更加功利主义、唯理主义和工具主义。这种主义观念和经典数学的精确性使得“经济理性”逐渐从“理智”、“推理”演变为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并且形成了公理化的数学体系，这增加了经济学的“科学性”,但有理由怀疑这是否走得太远。每个人皆具有独特之意志、独特之个性、独特之价值判断，数学在建构人类的自由意志上面临极大的局限性。数学和理性都是人类的宝贵稀缺资源，我们应该节俭使用。郭峰的本科专业背景是数学专业。王小飞老师认为这篇文章很有趣，因为他把数学与经济学的那种矛盾关系揭露了出来。朱柏铭老师旁征博引，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作者在文章中的一个疑问，在一定程度上，“纯粹利他”也是利己。朱老师说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来的经济研究路径很有启发。

第四位发言人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黄义衡。他的论文题目是《经济思想的逻辑模型表述》。他认为将逻辑模型作为表述工具引入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不仅有其必要性，亦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使用逻辑模型表述经济思想，可以准确、简洁地同时刻画思想材料“经济”与“思维”两方面特征，并将经济思想表述为适宜于思维科学分析的形式。基于逻辑模型表述，可以构建若干衡量经济思想思维特征的测度与判定规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既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足，并为学科发展提供基础。王小飞老师认为这篇文章展示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但如何推广是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