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经济学者（分会场三）专场讨论会综述

一、FDI与中国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该文作者通过对我国劳动者收入变化的研究发现，外资的引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

　　20世纪90年代，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国内一些经济学者也对此表达了忧虑。而同样在20实际90年代，FDI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本文从FDI对劳动报酬的角度展开了研究分析。

　　该文通过计算1998-2003年间我国31个省市工业行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者报酬（、资本收入和生产税净额三者所占的份额，从三者的变化趋势来看，1998-2003年劳动者报酬份额呈现出显著的逐年下降趋势，而资本收入份额则呈现出与之相反的变化趋势，生产税净额份额值波动较小。1998-2003年我国工业行业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平均下降了约4.77个百分点，而资本收入份额却上升了约4.79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幅度大约相当于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幅度。

　　该文借鉴借鉴 （2002）的研究框架，并将其应用于我国工业行业的分析中。在 （2002）以及其它经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建立计量模型：
     
　　作者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估计。选取的样本为1998-2003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得出基本结论：资本密集度的提高以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均会导致我国劳动者报酬份额的下降。文章进一步对 估计结果的敏感性进行分析，主要考虑内生性问题、外资变量的不同度量、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变量的不同度量以及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度量对本文基本结论的影响。得出结论：1998-2003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平均降低了约5个百分点，其中外资进入程度的提高对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降幅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而外资对劳动者报酬份额的这种负向作用主要来源于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总的来看，1998-2003年导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还包括行业资本密集度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国有企业改制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则会促进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

专家评议：

　　万军民总结说文章的研究方向非常好，但同时又针对该问题提出，我国各个省市的FDI值各有差异，各地区有不同的相关政策，这些相关政策与劳动收入之间的经济意义支撑如何？龚强提出FDI和工资下降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是否有其他因素影响劳动者工资下降？观众提出各省的开放程度并不一样，贸易上的开放程度对工资的影响是正向关系，那为什么FDI对工资的影响是负面的呢？最终主持人海闻提出：FDI和劳动者工资下降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工资下降是由于劳动生产力提升还是引入外资而造成的呢？由于时间关系，作者没有进行一一回答。

二、山东省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研究

　　随着山东省经济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也逐步加快。本文作者通过对山东省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的研究，得出二者之间的协整变化关系和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科技投入和工业GDP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这样形象地来描述：两个变量各有一个变化区间，这两个区间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即上面的K），二者分别在相对独立的区间内“并行”。虽然短期内受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都会有所波动（这实际上就是不同时期科技投入占工业GDP比重有所变化的原因），但不管如何波动，二者都不会摆脱上面的约束“轨道”，也就是说，如果在某期科技投入脱离二者之间的动态均衡“轨道”，那么在后一期马上就会被ecm项“拉回来”。或者，只要二者波动的“误差”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马上被自动“修正”，这也就是模型被称为误差修正模型的原因。所以，“误差修正项”起着一种“自动调节器”或者说“内在引力器”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自发调节力量在发挥作用，所以才使得科技投入和工业GDP二者之间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专家评议：

　　万军民提出Granger检验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检验。本文14个样本数据太少。资本价格和消费品价格是不一样的概念，不能混用，需要调整。龚强提出问题：GDP不仅与本地技术创新有关系，也许会与省级之间的创新有关系，文章不能单独只考虑本地的关系。主持人海闻指出了文章的几个错误概念：工业GDP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同时长期均衡也是一个错误概念。 技术创新的投入量应该用企业投入的份额，用国家投入的量有失偏颇。

三、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调整成本的影响分析

　　文章作者提出：经典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自由贸易能给交易双方都带来收益，提高双方的福利水平，暗含的重要假设之一，即受冲击部门可以迅速地、无成本地将其各种生产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无障碍转到其它具有竞争力和其它未被冲击的部门和行业，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并获取由于贸易促进带来的更多获利机会和经济收益。但在实际中面对贸易开放带来的冲击时，农业生产资源相对较低的流动性难以在短时间内无成本的把生产资源转向从事其他生产，从而产生了所谓的调整成本。贸易冲击在影响调整成本较大的产业时甚至威胁到从业者的基本生存，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现实的农产品贸易开放谈判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政府更关注开放给国内相关行业造成的生产者损失。本文以小麦、水稻、大豆、植物油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为研究对象，运用入世前后十多年的数据，对我国主要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入世前后的贸易调整成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相对的要素密集度的角度对不同品种的调整压力进行了比较和排序，为合理的过渡期内农产品贸易市场开放和保护政策制定提供政策参考。

　　通过研究，作者发现：水稻、玉米、棉花和植物油四个产品的S指数由正转负，其中棉花从入世前的0.387到入世后的-0.329，相对变化率-185%；植物油从入世前的0.257到入世后的-9.268,相对变化率为-204%；小麦和糖类的S指数则由相对较为明显的正值分别下降至0.001和0.011,下降幅度分别达到-99.7%和-83.0%。大豆的S指数入世前后分别为-0.52和-0.33，收缩性调整压力一直处在较高水平。从相对要素密集度调整成本和压力的角度看，棉花、大豆、植物油排在资本调整成本大小的前三位，大豆、植物油、玉米排在土地调整压力的前三位；如果从劳动要素的角度看，排在前三的则分别是棉花、植物油和大豆。总体来说，大豆、植物油和棉花在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下承担较大的收缩性调整压力。

　　总之，基于边际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平滑调整假说，运用对比入世前后的贸易调整空间(TAS)和产业内贸易度量指数(S指数)等度量工具对各产业调整成本进行初步的定量分析，试图为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框架，为应对过渡期内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调整成本压力增大的政策选择提供可能的参考，从长期来看，提高要素流动性、降低调整成本才更符合长期贸易利益、经济利益，也是我国农产品市场向世界市场融合迈进的必经之路。

专家评议：

　　万军民总结说文章的切入角度比较好，但是提出调成成本和调整压力的区别是什么？           文章的数据只关注于进出口，有没有考虑国内农产品需求量的变化？龚强提出边际产业压力？调整成本没有实际的意义，可以直接考虑规模压力，贸易规模变化的影响。S指数是一个绝对量，应该用一个相对量，同时考虑国内行业间的变化。如何定义那个产品的产业密集度的高低？主持人海闻提出从贸易的开放，到对国内产品的压力，引出的国内产品相关的调整和相关政策之间的传导机制是什么？调整压力和调整成本的区别是什么？农产品由于存在同质性间几乎不存在产业间压力，不能用行业间的贸易进行研究。
 
四、Sources of Chinese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该文章作者使用四个投入产出表格和总体雇佣关系的非加总数据，该文分析了1987到2005年的劳动增长率。文章主要通过检验以下六个因素：价值增加系数变化，劳动投入，国内需求，技术和产业内最终需求，分析得到：由于规模大和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中国农业部分的变化非常大。的确，由于大量的劳动从农业转出，在六个因素中，节省劳动力的因素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国内产业内的变化非常强烈，并且逐渐的增加了其显著性的作用。由于国内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加，价值增加系数已经趋于抵消节省劳动力带来的利益。由于技术变化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和进口变化的起到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微不足道了。

专家评议：

　　万军民针对文章提出劳动移动和劳动节约的区别是什么，劳动生产率是如何衡量。龚强：劳动的质量没有得到良好控制。有没有考虑企业制度、有效工资水平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海闻提出劳动的产出收到价格影响，而不同行业的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同。那么GDP是由于劳动力的增长还是由于价格的变化？

　　由于时间的关系，作者没有对问题进行一一回答。

会议总结：

　　最后，主持人海闻说，年会的目的就是为所有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环境。这里专家的评议和观众的提问虽然不一定绝对正确，但是会对报告人的论文修正起到正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