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和懋教授年会采访录：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仍需不断累积

本文为浙江大学学生志愿者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对年会秘书长巫和懋教授的采访，已经巫和懋教授本人审阅。

记者：
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还没有学者能拿到诺贝尔奖，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我们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似乎也不及一些。我们知道您曾经在斯坦福进行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习，并得到诺贝尔奖大师Arrow和Kurz的指导，我们想问一下，您认为我们的经济学家距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多远？ 

巫和懋：
是这个样子，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在得奖之前一般在学界就已经很有名了。这个“有名”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第一种情况是某个特殊领域因一个经济学家而发展起来。比如Krugman率先提出了Increasing Return和产业内贸易，那么当人们谈到这些时，首先就是要从Krugman的研究开始，这就非常了不起。也就是说一旦认知到某个研究领域，就首先要谈到某个经济学家，那么这个经济学家就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影响力的第二个标准就是经济学家在一般领域上的创新，具体体现在其学术文章的引用率上面。前一段时间我在看，有一篇Grossman-Stiglitz写的文章，被学者引用了2800次。这篇文章发表于1980年，到现在已经29年了，在这些年中不断有许多学者因为他们的文章而写文章出来。所以Stiglitz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Grossman在理论界的贡献也相当大。因此说从paper被引用的次数上，也能看出一个学者在学术界的影响有多大。

现在我们问中国经济学家有没有人能够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先要从以上这两个客观标准来看。这样说来，当然中国经济学界有些学者的研究也是不错的，但是说离拿诺奖还有没有一定的距离，这当然又牵扯到主观的判断。比如说你说产业内贸易重不重要，评委者认为很重要，那么他就会得诺贝尔奖。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转型经济上当然特别有贡献，但西方学者也有一定贡献。那么在我们的贡献要到一定的地步才能被学界所承认，或者说认识到其重要性，同时这些贡献在理论与实证上都站得住脚的时候，我认为拿诺贝尔奖的时机便成熟了。否则除此之外，在一般的领域里面你的paper的引用率要高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得到肯定。总结来说，大概就是分为特殊领域与一般领域来看这个问题。

记者：
现在我国经济学家影响力还不够，您认为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巫和懋：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国外学者来看这个问题。你刚才讲到印度学者，我想一方面他们的影响力与他们早期的语言训练有一定的关系：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像有很多著名的印度经济学者都受过国外教育，他们与西方文化接轨的相当好，这样西方就会认知他们的贡献，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和我们比较相似可能是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发展的很快，像他们的本土科学家就拿过物理学的诺贝尔奖，他们的经济学也很好。实际上这是很长时间、很多代人的累积，相对来说中国的累积还不足，而不是说明中国人在智商方面不及外国人，中国人在国外也有很多很好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国外教书、做研究，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华裔，影响这些人成就能否为人所知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和世界文化的接轨。对于中国的学者，他们做出中国经济的研究，要让世界承认，还是要在这方面做出一定的努力的。

记者：
巫老师，有人认为除了文化上面的因素，意识形态也是中国学者很难得到世界其他国家承认的重要因素，您是怎样人为的呢？

巫和懋：
意识形态可能是一个问题，不过现在中国和市场经济已经越来越接轨了，这一问题可能慢慢淡化了，所以影响是否被承认的主要原因还是研究做的好不好，影响力大不大，例如说一些国际的奖项中国学者有没有得到。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自然科学做的很好，会有一些学者应邀在国际上作一些重要的演讲，这些人距离诺贝尔奖的距离会更近一些。当然国内也有一些做的很不错的学者，国外对他们的成就也很认知，可是要拿诺贝尔奖时机还要再成熟一些。
 
记者：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来保证GDP的快速增长,使中国经济快速的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快速的走出危机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政府一味的追求GDP的增长率可能错过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在经济危机面前）保增长与调结构这两者的协调问题的？

巫和懋：
在经济危机中，我国主要是保增长，并没有调整结构，中央的政策首先是救急，在世界范围内8%的增长率是很不容易的，这一增长率对我国对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温总理说解救这次金融危机要出手快、出手重，这样就很难达到调结构为主了。现在金融危机的形势稍微好转了一些，整体来说在中国的压力也减小了一些，另外气候变化在后危机时代可能变成很重要的考量，所以在后危机时代除了调结构以外还要注意节能减排。

记者：
我们知道数学模型是现今经济学的主流语言，没有模型和计量的文章很难在好的杂志上发表。但经济学在数理化过程当中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就是经济学缺少了好的思想。一篇很长经济学文章往往只说明一个浅显易懂的问题。您是怎样看待现今经济学应该怎样权衡数理化工具和经济学思想的？或者您认为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学研究应该是怎样的？

巫和懋：
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你要建立一种新的思想和想法，建立一套经济学的新的理论或新的视角，在先用文字把这一想法或理论表达出来后，一定要把这一想法分成一个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在数理方面的理论支持还是要做好，否则就不能得到现今经济学界的接受。例如说对于中国的经济要总结出一个新的理论架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研究这一大问题就必须将它分成各个小段，对于每一段背后的理论体系都要用数理来证明，要用实证去检验。所以要把大问题切成小问题，小问题的研究要接受西方严禁的方法，这样国际学界才会接受，最后把每一篇文章连接起来，每一篇文章都要用最现代的方法。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需要多年的累积。数理与计量现在还是必要的，是国际上比较接受的方法，是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后危机时代，人们对经济学提出了很多挑战，但还是在用这一套规范的方法。虽然研究出的结果可能会有些改变，这一套规范的方法并没有别否认。

（记者：苑亚朝、赵书男、刘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