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专场综述：制度经济学（四）

　　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制度经济学专场讨论会于2008年11月16日上午在重庆大学举行。本场讨论会的评论人是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的杨永忠和南开大学高教所的黄卫华。共有四位作者就他们的论文进行了报告。

　　第一位是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的黄凯南，他报告的论文是《认知理性和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本文研究了经济学最为基础的理性问题，引入认知理性的概念来调和演化理性和建构理性，从三个维度来阐释了认知理性，即生物演化维度、个体心理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各个维度上认知变量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个体认知理性的实质内涵，并探讨了三种（无意识、弱意识和强意识）个体认知行为模型，还进一步探讨了认知理性对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化。基于认知理性，文章最后指出，个体与制度构成了经济研究的二重本体，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应该基于个体与制度的互动主义。具体结论：1、无论是基于完全演化理性的演化理论还是基于完全建构理性的均衡理论，都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前者信奉“自然为人立法”，后者信奉“人为自然（或社会）立法”。由于没有对自然选择和个人选择的力量做任何限制，两种理论在本质是相通的，即都信奉一种超越经验世界的理性。实际上，这两种理论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自然选择的结果可以通过个体理性选择模型获得，而个体选择的结果也可以通过自然选择的演化模型获得。2、由于认知的局限性和世界的复杂性，理性既不是完全建构也不是完全演化的，而是一种认知理性，即理性是特定认知状态下的理性，它受到由心智生成的分类系统规则的制约。一旦考虑到认知因素，许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模式都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理性行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阐释认知理性，即生物演化维度、个体心理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而各个维度上认知变量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认知理性的实质内涵。认知理性是一个更为一般化的理性概念，能够调和演化理性和建构理性的范式冲突。3、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个体与制度是共同存在的，它们构成经济学认识论上的二重本体，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应该是个体与制度的互动主义，个体与制度处于协同演化中。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桂林博士，他报告的论文是《内生政治制度 ——中央政府的视角》。本文就中央政府如何在三种政治制度间做出选择，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或者说中央政府如何选择政治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指出了三种政治制度即：任命制（Appointment）、有限选举制（Limited Election）、普通选举制（Election），然后运用博弈的方法建立了模型并进行了求解，得出如下结论：1、 当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利益较富人利益更 为重要时，中央政府偏好普通选举制。反之偏好任命制。2、当穷人富人之间的初始收入差距很大时，中央政府偏好普通选举制。反之偏好任命制。3、 各种政治制度的优劣（社会福利的角度）依赖于具体的环境。

　　第三位报告人是重庆工商大学的陈纪平，他报告的论文题目是《理性人口过剩——人口的产权经济分析》。本文在产权框架下给出了四个命题：1、政府对产权的界定与实施不完全，社会经济体系中部分产权进入公共领域。2、为了摄取处于公共领域的产权，人们会投入包括人口在内的大量资源，从而行成相对于生产需求的人口过剩。3、得不到完全界定与实施的产权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生产活动中的人力资源相对于非人力资源投入过度，造成人口过剩。4、产权界定与实施具有规模经济，政府产权体系效率与人口过剩呈负相关关系。然后，作者进行了实证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率地区差异，最后对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解释分析。

　　第四位报告人是杭州行政学院的姚如青。他报告的论文是《土地要素流动非市场化之下的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基于杭州市留地安置制度的案例研究》。本文通过杭州推行留地安置制度的案例研究，认为留地安置制度是政府和村社分配级差地租的工具，发现村社以及农民要想进行留用地开发获得级差地租具有难度，同时分析推行留地安置制度对于城市治理与社会生活的政策效应。

　　南开大学高教所的黄卫华和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的杨永忠对该场讨论做出了评论。两位评论人都肯定了作者做出的贡献并对四篇论文做出了点评。黄卫华指出第二篇论文如果能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纳什均衡加以考虑应该会更好，而且抽象单纯环境下的研究，变量相对简单，与现实存在差异，可以考虑引入监督变量。他还指出第三篇论文中公共产权到人口变化结构的缺失，而第四篇论文中政府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来决定留地数量，然而留地数量的比例为何未能随边际收益的变化而变化。杨永忠指出第一篇论文有现实意义，但文章的意义应加强笔墨使内容显的多些；第二篇论文中的普通选举比其他政治制度成本更低不太正确，因为实际上各个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该结论太笼统了；第三篇的实证方面做人口增长回归并不能说明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产权增长。对于第四篇论文，在留地安置的利与弊问题，杨永忠指出城市形成新的二元经济，在城市中又形成了新的剪刀差，留地安置又一次损害了城市农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