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专场综述：管理经济学（一）

　　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管理经济学专场讨论会（一）于2008年11月15日下午在重庆大学举行。本场讨论会的主席是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的卢新波教授，评论人是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曹书军教授和重庆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魏光兴教授。共有5位作者就他们的论文做了报告。

　　首先报告论文的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张燃。她的论文题目是《经营者退休是否影响公司绩效——以中国A 股市场为例》。本文以我国A 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企业经营者退休是否对公司绩效有影响，即五十九岁现象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A 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存在五十九岁现象。为了考察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的表现是否相同，本文将样本按照控制权的属性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国有企业内五十九岁现象不明显，但在民营企业中却存在着严重的五十九岁现象。这可能归结于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的高代理成本带来的低效率。而产生高代理成本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私有产权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和大股东之间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另外，本文的研究过程中还发现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绩效。

　　曹书军教授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评论，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怎样看待59岁现象的滞后问题。对于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因为P值不是很显著，所以需要放大样本量，并结合公司治理结构，考察股权是否均衡。魏老师觉得，这篇文章的选题很有意思，如果再加以改进，就会更上一个台阶。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张吉吉，她的论文题目是《PPPs合作中控制权配置及其对合作效率影响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本文运用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合作过程中控制权配置对合作效率的影响。

　　首先，本文通过构建控制权配置对合作效率影响的数学模型，并在模型推导的基础上提出了基本研究假设，研究开创性地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来收集数据并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权配置影响PPPs合作中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投入水平，过度的行政指令式控制权分配将会导致合作效率的损失，基于合作双方自由选择基础上的合理的控制权配置一方面能够保证企业选择较低的自利性投入和较高的公益性投入并满足企业的激励相容条件，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激励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投入从而达到更高的PPPs合作效率。

　　魏光兴教授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评论。他指出，用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学生之间应相互不认识，控制身份需要代表两方的人相互不认识，所以这里存在一个试验对象选择不准确的问题。如果在这方面加以改进，将会加大实证研究的说服力。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重庆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魏光兴教授，他的论文题目是《基于同事压力与社会规范的团队合作激励机制》。本文通过引入自利偏好之外的公平偏好，在一个统一框架之下用博弈论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同事压力的形成机制、社会规范的约束机制和团队精神的培养途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同事压力源于公平偏好，而同事惩罚通过公平偏好才能形成外部同事压力。其中，内部同事压力在员工公平偏好非常强时才能实现团队合作，外部同事压力在惩罚成本不太高员工公平偏好不太弱时就能实现团队合作。但是，无论是内部同事压力还是外部同事压力，能否唯一实施团队合作都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规范。如果社会规范预期有相当多同事会合作，那么团队合作一定能实现；如果社会规范预期会合作的同事很少，那么团队合作一定不能实现。足够大的同事压力和预期有相当多同事会合作的社会规范，是实现团队合作的两个共同前提条件。因此，培养团队精神，一方面就是培养和增强员工的公平偏好，另一方面就是提高员工对同事合作可能性的预期信念。这些研究结论用公平偏好这一心理因素解释了现有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在团队合作方面的矛盾，并从经济学角度提供和解释了团队精神的培养途径，对企业制定团队合作激励机制有积极参考意义。此外，以上研究是在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之下采用博弈论经济学方法进行的，而现有文献的相关研究是零散的并且在研究不同问题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讲，这不仅是对现有文献研究的深入和扩展，而且具有研究方法意义上的学术价值。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博士刘志雄，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他的论文题目是《企业文化对公司治理、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因为已有研究大多是针对国外公司的企业文化，鲜有针对中国公司的企业文化的定量研究。本文尝试在定义文化强度和构建指标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企业文化强度对企业治理结构、资本结构和绩效影响的计量模型，并利用2000－2006年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32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这是本文的一个特别之处。与Harris和Raviv（1991）、Rajan和Zingales（1995）和Hirota et.al，（2007）的研究相比，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相类似，即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对企业治理、资本结构和绩效有着显著影响。但与之不同的有两点：第一，本文研究的企业文化强度对企业内部晋升经理比率、负债水平和盈利水平等三个变量的影响系数要比他们所研究的国外企业文化强度对以上三个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第二，在同一个回归方程中，本文考察的企业文化强度不如资产规模等变量影响大，而他们所研究的企业文化影响强度要大于资产规模等变量。最后，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难以取得每个企业历年的互联网资料（例如，企业经常对其互联网主页进行更新，因而只显示当前情况，而往年的有些资料就难以得到反映），因而无法构建一个反映企业文化强度的时间序列，从而不能使用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这是以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金永红，来自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论文题目是《中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融资方式研究》。本文以2003年至2006年在深交所、上交所上市的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综合采用时序研究和截面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针对假设1：家族企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越大，其越倾向于选择负债融资方式。
　　针对假设2：家族企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总人数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可能不大。模型推翻了该假设，应该呈现非常微弱的负相关性。
　　针对假设3：家族企业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两职状态与企业间融资比率呈负相关。模型证实了以上假设。
　　针对假设4：家族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与负债融资负相关。也就是说，家族企业在股权比较集中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股权融资，而在股权比较分散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负债融资。本文中的相关性和回归分析均证实了这一假设。

　　综上本文得出：家族企业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与融资方式的确存在某种相关性，表现为： 家族企业在融资顺序上仍然以负债融资为主要手段，内部融资次之，股权融资是最后选择。在股权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倾向于股权融资，在股权比较分散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负债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