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专场综述：金融学（一）

　　本届年会金融学（一）专场讨论会于2008年11月15日下午13：30—15：30在重庆大学举行。本场讨论会的主席是重庆大学经管学院的冉茂盛教授，评论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黄隽老师和重庆大学经管学院陆静老师。共有六位作者就他们的论文做了报告。

　　第一位报告人的是广东金融学院李喜梅女士，她报告的论文是《中国上市银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实证研究》，文章首次在中国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研究中同时考察了权益和负债比率的动态调整问题，结果表明：(1)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权益比率与负债比率的决定机制互相依赖。(2)非债务税盾、银行规模、管理层持股对上市银行权益比率与负债比率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而破产成本、国有股比例仅显著影响权益比率，成长性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仅显著影响了不可作为资本的负债比率。（3）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存款负债更多地受到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4)迄今为止资本充足率管制对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仍不具备可置信威胁。（5）选择“银行职工人数”作为工具变量，较好地解决了模型中“规模”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第二个报告人是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唐雪松博士，他报告的论文是《政府干预，GDP增长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文章研究了政府干预是否导致地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以上市公司（2000—2006）数据为样本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地方国企在政府的干预下出现过度的投资。市场化进程越慢的地区，政府干预越严重，该地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问题也越严重。特别的，当该地的GDP增长的相对业绩表现较差时，地方政府会加大对地方国企的干预，从而导致其过度投资问题更加严重。而且，政府对地方国企的干预程度并未因政府持股方式变化而变化，政府间接持股的地方国企与直接持股的地方国企同样受政府干预而发生过度投资。文章的研究成果从政府干预的角度拓展了已有关于企业过度投资成因的研究；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提供了转型经济环境中企业投资领域的证据，也为近来中国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模式转变提供了理论与证据支持。研究局限是：中国实施的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模式至今已有20余年，但由于本文研究依赖于上市公司现金流量数据，而上市公司自1999年才开始披露有关信息，因此，样本时间跨度较短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位报告的是西南民族大学经济郑长德教授，他报告的论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股票市场收益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章针对近期关于我国人口红利是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股票市场呈现牛市行情的重要因素这一说法，就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及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文章首先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分析认为，年青劳动力较多的人口红利期具有较高的储蓄水平，这将有助于投资水平的提高，而老龄化社会中储蓄率的下降将会引起资本收益的降低。然后，从家庭与厂商行为的市场均衡条件出发，通过寻求最优储蓄率，找出了储蓄与资本收益间的关系，构建了针对我国实际情况的理论模型，并由此提出相应的理论预期，即人口老龄化将导致资产收益下降。最后试图通过实证方法建立相应的数量经济模型来解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很小。并对此进行了分析。

　　第四位报告的是来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卢佳博士，她报告的论文《信贷紧缩，贸易信贷与流动性过剩---基于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实证分析》。文章通过在经典的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中引入贸易信贷因素，分别从国内贸易信贷和国际贸易信贷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贸易信贷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的作用效果。结论表明表名经典的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存在，但程度有所弱化；国内贸易信贷短期弱化紧缩货币政策效果，长期加剧紧缩货币政策效果，长期加剧紧缩货币政策效果；国际贸易信贷短期弱化紧缩信贷的效果，但对实体经济无明显影响，疑其中热钱比重较大。

　　第五位报告的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徐少君博士，她报告的论文《中国的金融排除影响因素：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章在构建我国各地区金融排除指数的基础上，对金融排除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SYS-GMM方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就业水平，执法效率，社会资本等对金融排除有显著负作用；然而，立法程度却未发挥显著作用；同时，我国1998年开始的金融分支机构改革也并不是直接造成金融排除程度提高的显著原因。因此，在既有改革背景下，除了继续完善法律制度、强化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地区人均收入、提高执法效率、营造良好的社会资本环境，从而降低金融排除程度，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第六位报告的是中国建设银行博士后流动站的郑葵方博士，她报告的论文《中国市场的基准利率评价》。因为基准利率在经济体中具有核心地位。文章运用两两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创造性地构建了利率影响因子指标，评价从隔夜至5年期同期限的银行间回购定盘利率、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央行票据收益率、中国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和定期存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和影响范围，进而发现我国市场各期限的基准利率。实证结果显示：目前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市场最主要的基准收益率曲线；1周和2周的Shibor是对应期限的基准利率，说明对Shibor的培育取得了显著效果，但Shibor要成为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还任重道远，需要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推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黄隽老师和重庆大学经管学院陆静老师对该场讨论做出了评论。他们首先肯定作者做出的工作，然后一一对六篇论文做出点评。第一篇论文，黄隽老师指出每一种正负相关，在政策中该如何作出回应，需进一步加强。同时提出请作者在《中国金融年鉴》上查找相应的数据，可进一步得出更有一般性意义的结论。第二篇论文，陆静老师指出本文的巧妙之处在于建立企业总投资，分析了最有投资水平和非效率水平，很成功；但提议对公式中的GDPdvpc ,文章只取0和1进行了讨论，可以把这直接取成连续变量，结果可能会更好。第三篇论文，黄隽老师认为文章角度新颖，但是直觉上，年龄结构可能不是联系股票市场收益关系的原因。第四篇论文，陆静老师指出，正如文章所说，货币政策出台后，短期会通过“商业信用”来代替，而在长期中才会起强化作用，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的货币政策实施后会与实际相反。第五篇论文，黄隽老师指出该文章研究更大的意义在区域上，而不是在宏观上；故建议建立一个指标，从区域性对比来做进一步的深入。第六篇论文，陆静老师本文对基准利率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不同期限的基准利率选择，可以不同，如Shibor,央行票据收益率，国债收益率等，体现了很好的经济学视角；但建议关于参考文献，其实可以更多的查找国外的文献做深入的了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