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晋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环境与趋势

　　11月15日上午9点，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重庆大学主教学楼三楼综合报告厅隆重开幕。开幕式后，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刘星教授主持了此次年会的首场主题发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史晋川教授做了主题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环境与趋势”。以下是报告实录（根据现场速记内容整理，没有经过本人审核）

　　非常高兴受到主办方的邀请到会场来做一个主题发言，同时也非常感谢刘星院长——他能够继续坚持在这里，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在浙江工作老看到习书记，所以看不到薄书记问题也不是很大。刚才在发言前，他还跟我说我们分工，他们着重讲理论，要我多讲点问题，我说这个肯定没问题。实际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主要是做宏观经济的研究，1989年，我出版了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本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的专著，那个时候还受到中央有些部门领导的批评，说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说社会主义有通货膨胀是不对的。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主要是做区域经济，因为今年7月份拿了一个国家重大项目，所以迫使我又往宏观经济这个方向努力。今天向大家报告的是关于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环境和趋势的问题。

　　今天主要就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一个是趋势。

　　中国的宏观经济目前是一个什么环境？如果我们用自然的趋向来做一个比较就是叫“风暴潮三碰头”，浙江、广东沿海地区在夏天最热烈的天气就是台风、暴雨和大潮，这三个东西碰在一起，所以称之为叫“风暴潮三碰头”。这个三碰头之后往往财产损失就非常之大，往往就是上百亿的财产损失。为什么说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类似于“风暴潮三碰头”这么一个非常严峻的环境呢？第一，中国经济从2002年经济复苏之后保持了5、6年的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从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9%以后，即使政府不调控，2008年也不可能超过2007年，这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本身已经2007到2008年进入到一个周期的变化阶段，也就是经济周期的因素本身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第二就是风暴。金融风暴，对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风暴，这个词从危机到风暴，到金融海啸，而且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但是这次不光是有暴还有潮。那就是宏观调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宏观调控的决定，但到了7月份、9月份就完全是180度的大转弯，至少我本人从开始学习经济学到现在差不多30多年，我还没有看到过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年当中做这样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层，中央的高层，包括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央行行长对风和暴这两个东西认识严重不足，对他发展的可能性认识严重不足，因此继续加大这个潮水的力度，所以我印象上在今年一季度之后就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出台要更加审慎，特别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实施6-9个月后，其效应要慢慢显现出来，但是我觉得高层是没有听进去的，最愚蠢的货币政策就是在6月连续两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这个事情是雪上加霜，使得我们进入风暴潮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

　　大家知道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在10天前做了一个预测，这个预测认为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08年下半年将会大幅的放缓，然后2009年下半年会有一个缓慢或者温和的复苏，他们预计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大概是5%，08年大概是3.75%，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同样预计09年会降到0.1%，而中国从2007年的11.9%会降到2008年的大概9.5%左右，然后到2009年的大概是8.5%左右。同时认为发达国家大概会出现0.1的负增长，而6月份发达国家还是一个2%的增长，而新近的发展中国家，6月份的预测还是6.4%，而现在预测是4.5%。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国家经济环境？我个人觉得这次金融危机不会像1929年的大萧条那样危险。据说温家宝总理在一个讲话当中说这是比1929年更严重的大危机，最后还说了类似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个人觉得这个判断是有一点过了，是因为一季度、二季度的判断出现失误导致了始料不及的结果，因此现在有一点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个人觉得这次的金融和经济的危机，我想绝不会像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一样，有那样的广泛度和深度。我个人理由很简单，主要有三点：

　　一是银行体系不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金融体系，包括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同时崩溃，而到现在，尽管金融危机对这两个市场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尽管道琼斯还在往下掉，或者波动很大，各国的股市也在掉，但是我个人觉得银行体系至少不能说已经崩溃吧？我个人认为，防止银行体系出现大面积危机后再传导到金融实体的防火墙已经基本建起。

　　第二，1929年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他们实体经济统统受到重创，而这次分为两波，一波是发达国家，还有一波在新兴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波不行，但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在增长，而且从近几年在世界经济增长当中的贡献率角度来考虑，中国完全不亚于美国，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力量。我们中国还没趴下，我们还有增长，明年即使按照最悲观的估计也有8%以上的增长。所以现在我们有了跟1929年不一样的另一波新的增长主体，它起着非常重要的市场稳定作用。

　　第三，就是政府概念。1929年的大危机等到罗斯福的新政出来已经是33年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中央政府和央行非常及时的联手救市，使得金融危机引发商业银行大面积的危机，从而严重的冲击实体经济的情况没有发生。当然这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包括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还会显现，但是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广度和深度的角度来说都不会演变为像1929年那样大面积非常深度的经济危机。

　　第二个问题是要怎么来看中国未来一年，今年四季度到明年这个短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问题，或者说趋势问题。首先我们得承认2009年宏观经济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由于经济的下滑的速度在加快，因此面临着更多的突出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必须看到，在目前经济运行的环境下，有不利因素，但也有一些有利因素，以后整个宏观经济的短期态势是由各种有利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综合影响。现在很多人更多的关注不利因素，而看到有利因素相对比较少一点。

　　分析一个宏观经济短期运行的态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总供给有什么样的变化？总需求有什么变化？总需求和总供给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碰撞？这两者各自的基本面的变化就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宏观经济的态势。

　　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首先出口需求对于近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是越来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30年前的1978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我们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的5.4%，到了1995年才成为正的，是正的0.3%，而2000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4%，到2005年达到25.8%，这个变化非常之快。浙江去年的GDP是18640亿，出口是1300亿美元，浙江出口占GDP的比重大概是52%，所以浙江今年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广东受到的影响更大。所以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出口会继续往下滑。但是根据2008年10月份的指标，这个下滑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快，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和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有关系。比如，浙江出口的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还稍微高一点，浙江出口的那些产品，衣服、领带、箱包之类，美国老百姓再穷，欧洲老百姓再穷，受到金融危机打击，即使一不投资了，二不买房子，三少买家用电器，但要等到要节衣缩食的时候还有一定时间。第二，中国对美国、欧洲的出口下降比较快，但是对拉美、对中东国家的出口在增长，因为发达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所影响的出口下降，但是这边在增长，再加上中央狂调出口退税政策，这样的一种出口退税政策推出来了，我个人讲，大概中国明年的出口的实际增长率大概仍旧可以保持在12%-15%。当然，名义增长率不会有这么高，因为名义增长率跟汇率有关系。

　　第二是投资。投资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波动幅度非常大，1978年是66%，1985年是88%，1995年是55%，2001年是21.7%，2005年是38.1%。但是可以看到2005年以后中国的投资基本上年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今年1-6月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26.1%，这意味着比2007年1-6月份还要快0.4个百分点，1-9月份是27%，比去年的1-9月份还要快1.1个百分点。所以我们的投资仍然在缓步的加速，考虑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长率，考虑到CPI在逐渐下降，所以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也是在缓步的往上涨。再加上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现在这样的松动，加上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的回落，加上最近4万亿扩大内需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我想明年中国的投资的实际增长率应该能保持在15%或者以上。

　　但是，投资增长的关键以及投资需求启动的关键是国家的投资怎么带动或者启动民间的投资。浙江省民营经济的资本大概是8000-10000亿，怎么把民营经济，把民间金融的资金启动起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又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的改革，产业管制的放松，产业进入壁垒的降低，让民营企业可以投入到更多的产业。现在说民营企业可以进入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进去了几家马上就出来了，他们说只要跟国企在一起，你这个股份比重占再高也没有办法，只要有国有资金的比重，你就得当孙子。所以有的企业就退出来了，他说这个不好玩，就退出来自己玩。所以这个问题是关键，如果不利用政府扩大基础设施这种投资和改革结合起来，来引导和激发启动民间资本的跟上，现在美国布什政府投入7000亿美元，那是国会讨论通过了的，中国这里政府一句4万亿，都不需要讨论。这4万亿哪里来的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能收那么多税吗？你不能收这么多税还不得跟老百姓，跟企业借吗？

　　中国的消费增长变化也很大，1985年达到最高是85.8%，到1995年是44.7%，到2000年达到63.8%，但是到2006年只有36.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往下降。但是如果出口需求继续往下走，外需往下走，那么内需就要起来。除了投资，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消费。现在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大概是20多万亿，1978年改革开放当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是210亿，现在是20万亿，差不多增加了1千倍。老百姓为什么不把钱拿出来用？为什么要存那么多钱？有很多原因在里面，比如社会保障体制没建立起来等等。中国的居民在目前经济改革的转型时期对储蓄的保障功能看得是非常非常重的。我们也没有财产性收入能做未来的保障，美国人年纪大了把花园洋房卖掉，然后住养老院，而中国没有，所以会把储蓄的保障功能看得非常重要。居民的消费怎么激发出来？有没有这样的消费的能力？是有，既有钱，也有需求，问题怎么激发出来。

　　中国目前居民的需求结构变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2年之前，中国老百姓收入增长主要是用来改善吃穿用，2002年开始中国老百姓收入增长主要不是用来改善吃穿用，而是用来改善住行，这是居民消费结构的一个重大改变。2001年中国小轿车产量70万辆，2007年是494万辆， 6年增长7倍，在2000年的时候200户城镇家庭才有1辆小轿车，到2007年100万城市家庭有6辆，12倍的变化，到2008年6月底100万户城镇家庭有6辆小轿车，2007年当中17倍的变化。在2000年的时候十户城镇家庭有1台电脑，到今年6月底100户城镇居民家庭有58台电脑。2001年中国移动电话产量是8千万，2007年的产量是6亿多。城市居民家庭2001年5户城市家庭有1部移动电话，而到2008年6月底100户城市居民家庭有170部移动电话。我有一个博士后和博士的通讯录，那个通讯录在2002年以前手机一项大部分空白，而现在都有。在2002年以前说老师他们基本没有笔记本电脑，而现在全部都有笔记本电脑。

　　2002年之后发生的这个转变非常之大。我有时候吹牛，我说我在股市上从来没有输过，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房子我是买过三套，买过三套房子都赚钱了，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2001年是52万，现在肯定不只52万，什么时候开始的，2002年开始变化的。需求结构已经变化了，有这样的需求，第二我们有20万亿的储蓄有这样的购买能力，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个购买能力为什么就不释放出来，这个是跟政府政策也很大的关系。

　　中国的税收太重，我们的政府开支，公共财政的政策还差得很远，去年中国24.9万亿GDP，而税收是5.6万亿，其中支出方向跟老百姓直接有关的大概是在6千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5%多，平均摊到每个老百姓头上400块。去年美国政府平均支出到每个老百姓身上的是5000美元，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如果这三大需求，出口我们没办法控制下滑的时候，就应该把投资结合改革，把消费用各种各样的措施释放出来。

　　问题三，从供给角度怎么来看？第一是资金。中央的货币政策已经放开，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利率的下调，以及宏观经济当中货币政策从紧转向宽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金大概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现在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银行不太愿意贷款，银行惜贷，同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贷款意愿已经大幅度下降。在资金的供应方面，数量是有的，但是在供应方，作为银行非常谨慎，而作为需求方企业又不太愿意来贷款。总的来说资金的供应会大为宽松。第二就是投资品和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石油、粮食这些价格大幅度回落，这些投资品价格也是做一个暂时波动，可能总的趋势会有一些上上下下，因为如果我们新型经济体对他的需求涨起来了，比如中国4万亿一声吼，哗哗价格都上去了。人家知道中国是大国，尽管以后随着工业经济的复苏，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加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往上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就是为中国企业投入能力的增强，增强投资能力应该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当然对这些东西价格的下降，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这些产品的生产企业，部分行业的利润空间的压缩。这也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国际大宗商品的下降对于企业的生产成本的下降应该是有好处。

　　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目前中国沿海地区有一批产业工人开始失业了，比方说在广东生产玩具的那些工厂，一失业就是几，但是这个也为中国经济的缓慢复苏储备了比较充裕的劳动力，特别是储备相对熟练的工人。一旦经济缓慢复苏，劳动力的问题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对劳动力的成本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缓解。有那么多的劳动力储备在那儿，就不敢随便提要求。所以劳动力的储备的问题和经济复苏所需要的劳动力供应的保障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最后就是改革方面，我这里不多讲。改革方面有两个很大的契机，第一就是增值税的改革，现在国务院的会议已经明确提出了增值税的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的改革，包括允许企业以扣薪扣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包括矿产品的增值税恢复到17%等等，这样一些做法不仅符合国际惯例，而且也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鼓励他的投资，降低他的投资成本和生产营运成本，提升企业家的信心和防止经济过快下滑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中国政府对企业的税负也在进一步下降，中国企业的利润占税负的比例在世界各国在资料当中看到是最后，柬埔寨是22%，我们中国是52.8%。这个我想确实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

　　再一个就是农村的改革，十三届七中全会公布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中央政府在土地上这么一个决定为地方政府在土地的改革方面拓展了一个新的空间。我想这对于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投资的过大和启动农村的需求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后我想，我们的结论是基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的走势，中国的宏观经济的趋势的变化和宏观调控政策方向的变动，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同时也考虑到新一轮的增值税和农村改革可能带来的动力。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大概会在明年的年中左右经济滑入最底部，然后在下半年缓慢的回升。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既不会是见底就反弹，也不会是在底部非常深的痛苦挣扎，大概是一个扁平状的一个变化趋势。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