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坤荣：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

　　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于15日晚7:30~9:30在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105报告厅召开了院长论坛。论坛由重庆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刘星教授主持。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教授做了发言，以下是发言实录（根据现场速记内容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谢谢大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介绍我最近的一些想法和研究。

　　我一直都在研究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问题。论坛说让我讲一点现实的问题，我想从目前来看，现实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全球金融风暴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我清晰的记得一年前，也就是2007年的中国经济学年会时，曾有一个论坛的演讲主题叫做“中国经济：黄金发展期及其潜藏的风险”。在当时的讨论中，很多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风险，即外部经济的下行，尤其是美国经济的下行。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在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来谈下行风险，是过度忧虑了。

　　事实上，今天演讲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去年主题的承接。我主要想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确保经济增长。至于前面讨论的问题，比如：次贷危机如何诱发金融海啸、美国金融海啸与全球金融风暴的形成等，由于在座各位对此都是专家，我也就不再赘述了。

　　谈到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我自己的亲身感受、中国实体经济的企业运作、特别是最近的新闻来看，受冲击最严重的应该还是人们的心理状态。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网媒，只要一打开收音机，我们就能听到有关金融危机的报道。虽然不能断定危机的影响是否真得那么大，但毕竟我们的心理会受到压力，这也就解释了很多企业有扭曲行为的原因。今天下午座谈的时候还提到这样的例子，苏南、浙江的某些企业家突然一下带着钱跑掉了，给当地经济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当然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可能与股市下行有关。无论怎样，从实际上来看，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经形成。

　　此外，金融海啸对中央政府是否也有这样的冲击，我们就不展开讲了。接下来，主要论述今天演讲的主题，即如何确保经济增长和为什么要确保经济增长？

　　从2008年开始，宏观经济开始采用“保增长”的方针。从路径的角度来讲，去年为了遏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到去年下半年，经济中存在下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态度出现了不一致，双方的博弈诱发了中央政府在决策上的摇摆。我记得从5月19日，到7月份，再到最近，几次北京座谈会的内容都出现了摇摆，也就是在美国金融海啸形成之后，人们才形成了“保增长”的共识。

　　最核心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型制造业，所以增长的关键主要是就业机制。我们很难想象，1-2亿在城里打工或者在发达地区打工的劳动者，返回家乡后生活无着落的局面。实际上这个问题在5月份之后就已经突现出来。从有些地区企业“狼烟四起”的情况中就可以看到出口下行，表面上只是发达地区的企业倒闭，但实际上影响到的是不发达地区的就业和民生问题。

　　这又让我们走入了两难的境界，必须保持快速的增长使得我们淘汰一些资源、能源消耗很大的产业，但我们又难以在一夜之间淘汰，广东顺德4、5月份一些企业的困境就是典型的案例。有人认为，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的爆发，广东这些企业境遇会更差。金融危机让宏观决策层在突然之间改变了看法。

　　保增长的核心问题，从短期来看，就是解决农民增收和拉动消费，但这两个过程延伸太长、见效太慢，所以最终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角度上去，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于，由于地区分割，为了表现对中央政府政策实施的快速，地方政府不断地表态，这其中可能就会出现扭曲的政策。另外，支持居民购房本来也是对的，但使得合理回归房价和房地产市场企业家博弈之间产生误导，使得拉动内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充满着一股突然一下子要爆发出来的力量，这股力量是好是坏就很难判断了。还有金融放松，支持中小企业。金融放松本来是要支持中小企业，但可能会被强势企业截流。刚才胡教授讲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还是很有限，为什么沿海地区的地下金融这么猖獗，与这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提高出口退税，扶持出口。从短期来讲是比较有效，但问题在于怎样使得它进入有序的进程，使国家在短期发低烧的状况恢复到正常体温，如果吃这么大药劲的药会有很大的副作用，那么副作用可能比现在发低烧更难受，可能使得我们这几年的努力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所以我认为，短期市场培育重点放在这些方面可能与中长期目标比如培育创新机制的问题、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有些背离。本来我想做一个学术演讲来讲发展方式的转变，因为我正在主持国家一个重大招标课题，我是首席主持专家，但因为时间很短，所以今天没有讲学术性的论文。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发展方式转变与最近的救市措施、中央政府的微观机理之间都有联系，实际上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还是地方政府的微观行为。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转变发展转变方式，我曾经研究过税收竞争、地方博弈与中国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形成的波动，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微观机理问题。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中央政府4万亿的救市措施会被地方政府无限制的放大、扭曲，会使得中央政府很理想的美好的远景变成了一场庞大的政府投资竞赛和运动。当然，对中国经济走出下行可能的风险是可以预见的，就好比说这个人脸色很好，但不一定是营养良好造成，有可能是高血压形成的。所以我们认为研究的重心应该理性的回归到地方政府的行为上去。当然，这里面有涉及制度环境的设计，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大家有机会可以看详细的理论文章，我们构建了非常详细的理论模型。

　　从现在政府行为背后隐藏的问题来看，确实存在很多风险，让我们感觉到问题不是中央政府一厢情愿就能解决的。这次救市方案，中央意图在于改变公共支出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最怕的就是地方政府的某些扭曲政策。为什么会产生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呢？我觉得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之间的关系、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的关系。地方政府为什么会自加压力，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行为？我去年提到地方政府的博弈，现在这样的博弈关系依然没有变，制度环境没有变，但在没有变的情况下又加入了救市契机，使得地方政府看到了能够施展自己的很好机会。我昨天到飞机上粗粗的翻阅了一些报纸，看到的都是哪个省要多少，沿海主要的省份的数字都在报纸上列出来了，要在今年年底要完成，这说明地方政府新一轮博弈又开始了。在商言商，在政言政，这时候你必须去竞争，如果不竞争就会落后。在加上很多地方老早就瞄准了资金，所以竞争是很激烈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十分危险。因为，从短期看，1、2年内通货膨胀会转变为通货紧缩，但两三年来看，过渡的投资，会带来滞胀，货币发行超额的话，经济由于过度会发生衰退，因为资源会很快枯竭。

　　最后我想用一分钟时间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我们国家还是要警惕“经济滞胀”，还有“发展陷阱”，尤其是在救市的时候，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另外，在庞大项目的申报面前，权利和资本的结合很容易出问题，权利在谋求资本，资本在谋求权利，所以要避免“拉美模式”，这是我们国家现在最担心的问题。还有就是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的事件，比如低收入阶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会产生“民主思潮”、到美国去收购一些资产等。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韬光养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度，参与话语权的争取，参与一些规则的投票权固然很好，但不需要有一种赢者归垒的感觉。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我们就会陷入非常难治理的扭曲状况。因此，韬光养晦是我们当前在应对经济下行，应对经济风险时应该有的心态，应该有的中长期的意识，应该有的把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乃至文化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放到长远框架里面去思考的基础。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谢谢各位。

　　提问：沈教授谈的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大家知道，拉动内需，保证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已经出来了，我们都很担心这个问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4万亿，5683亿美金花出去，这是正常的投资行为吗？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沈坤荣：有很多省确实在酝酿向中央要资金的方案，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存在态度不严肃的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只管要不要得到钱，即便是要到钱，也是采用再转股的形式，至于怎么做资产坏账处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会使得经济陷入新一轮的扭曲。这也是我提出的主要思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