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专场综述：公共经济学

　　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分会场讨论专题——公共经济学于2007年12月16日下午3：40－5：40在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E106室举行。

　　第一篇论文：《论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经济增长》　报告人：骆永民

　　论文的作者是来自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骆永民。论文是对杨小凯和Borland(1991)模型的一个拓展。杨小凯和Borland(1991)动态的考虑分工经济和交易效率之间的两难问题，随着经济增长分工如何演进；而该文认为公共物品不仅可以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促进分工演进进以间接带来产出的快速增加，也可通过改善劳动效率直接增加产出。论文首先在一个没有分工或者说分工水平非常低下的情况下来讨论公共物品的作用。如果自给自足经济持续的时间足够长且公共物品的劳动效率系数足够大，最优提供公共物品的劳动时间安排将和专业化经济参数成正比，与公共物品的劳动效率系数成反比。在最优时间以前，劳动者以所有的劳动时间来积累所有产品的生产经验。在最优时间以后，提供一些能够提高劳动效率的公共物品将是有效的，能更快的加速经济增长；每期提供公共物品的劳动资源比例取决于公共物品的劳动效率系数和专业化经济系数。然后讨论分工演进时的动态均衡，由于没有显示解，论文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讨论。随着专业化效率和公共物品对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增强，达到相同分工水平时，用于自给自足产品的劳动时间会减少，分工演进的速度会加快。公共物品对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对分工演进没有太大影响，但可以直接提高人均真实收入。经济增长中的两难冲突发生于专业化经济和公共物品对劳动时间的争夺上，政府税收的大小取决于专业化经济系数和公共物品提高交易效率和劳动效率的大小。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经济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分工的潜力较大，专业化经济较大且能够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物品种类和作用有限，于是较小的税收比例会刺激分工的演进并带来经济增长，或称之为“小政府”将是最优选择。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分工的潜力虽仍旧存在，但专业化经济已随着机器大工业时期分工的不断扩张而减小。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注意到诸如铁路、公路、公共通讯网络等公共物品对提升交易效率的贡献，并且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于是用较大的税收比例来提供促进交易效率提升的公共物品是很好的选择，政府规模在此时间内开始扩张。到如今，发达国家分工的潜力已经较小，专业化经济较小且提升交易效率的公共物品的贡献已趋近极限，于是对分工演进没有多大作用但可以直接提升效用水平的公共物品开始受到重视，大量的用于提升劳动者素质的公共物品的遗体供，许多“福利型”国家开始出现。最后文章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对我国而言，用于提升交易效率的公共物品对经济增长有着更大的促进作用。

　　评论人深圳大学的徐进老师首先指出公共产品从财政角度来看有一个覆盖的面的问题。如果提供的公共品覆盖的是全社会，那么这类公共品对交易效率的提高将更直接更明显；如果覆盖的面比较小，那么对交易效率的提高就比较小。而文章没有对这个做出界定和说明。文章能够把公共产品的提供对交易效率的提高从数据检验上作一个论证，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虽然由于采用的数据受局限，不太容易做到完全准确，但是这个工作还是有意义的。如果文章能够对三级政府或者五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界限的划分问题和它对不同层面交易效率的提高进行分析，那么将会更有意义。
骆永民同学说老师正好说出他将来想做的东西，他将会继续在这个框架下讨论公共品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等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篇文章：《公共资本、政府公共支出与省区经济增长收敛再检验——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　 报告人：吴颖

　　论文的作者来自于重庆大学贸易及行政学院的吴颖和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的蒲勇健。论文在测算1990-2005年31个省市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基础上，通过研究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发现：非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与此相反，公共资本却有利于省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收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包含公共支出变量的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趋势，生产性公共资本的趋同速度分别为16.4%和16.2%，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趋同速度为-0.132%。上述结论为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量规模与结构优化提供理论借鉴。最后给出改变目前省区公共支出状况的政策建议，将给与省区财政政策制定的修订思路，也将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有效措施。

　　评论人徐进老师认为这篇论文是从财政角度而不是公共品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过去按照财政的用途可以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文章从公共支出的结构角度对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之间的差异做一个检验，结论表明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这么做应该有个前提，那就是怎么界定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文中的划分是基于计划经济下的划分，对于现在来讲是不太合适的。徐老师认为能够形成公共资本的支出才是生产性支出。只有划分清楚再去做检验说服力才会更强。老师说这项研究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现在我国确实存在公共支出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的差异比较大的情况，研究这个差异性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确定基础或者系数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另外公共支出、公共资本、公共资源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该文给我们提供一个研究思路，对模型的检验地区之间支出结构的差异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度。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但是希望能够从定位和界限之间重新审视或者更清楚地划分可能更能准确而且研究思路还会更宽一些。

　　第三篇文章：《财政赤字、人口结构与国民储蓄——来自中国经济的经验证据(1978-2004)》　报告人：许雄奇

　　论文作者来自重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许雄奇和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张宗益。文章在探讨财政赤字与国民储蓄的理论关系以及中国国民储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方法，在5变量系统内检验了1978——2004年中国财政赤字与国民储蓄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中国财政赤字、国民储蓄、实际GDP、实际利率和人口结构指标的5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存在从实际GDP、实际利率和人口结构指标到国民储蓄的Granger因果关系，实际GDP增加、实际利率水平提高、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均导致国民储蓄增加；但是，并不存在从财政赤字到国民储蓄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为重新估计中国财政政策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也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国民储蓄变动的原因。

　　评论人徐老师认为西方有三个理论分别是李嘉图理论、凯恩斯理论、新古典理论来探讨财政赤字和国民储蓄的关系，文章把中国的现实和理论对照并把它检验出来。两个教授讨论了对我们目前的财政赤字和国民储蓄到底是否引发因果关系以及由哪些因素决定等问题。它通过1978——2004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赤字和储蓄的因果关系不明显，影响因素更符合凯恩斯理论。徐老师谈到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28年中财政赤字年度和财政盈余年度基本持平；而改革开放以后，基本都是财政赤字，除了1985年。并且财政赤字在1979——1992年主要通过银行透支的形式发生。两位教授做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