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志愿者专访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宋

宋敏教授简介：

　　宋敏，香港大学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数学学士，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硕士，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宋敏博士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曾在美国执教六年，于1997年放弃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终身教职加盟香港大学。宋敏博士同时担任数个基金研究项目（包括香港政府RGC基金，香港大学科研补助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基金，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负责人，组织过多次关于中国金融市场及其改革的国际会议。除上述学术成就外，宋敏博士社会活动也很丰富，曾应邀在多所大学和研究院发表演说，并担任报刊撰稿人和电视节目嘉宾。

　　宋敏博士主修金融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从事银行监管，金融衍生品以及宏观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宋敏博士是一名高产学者，出版了两本关于银行和金融市场的专著，并曾在 Journal of Busines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Economic Inquiry，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等著名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上发表过30多篇相关论文。作为中国金融研究中心(CCFR)主任，宋敏博士还负责了关于中国股市和银行的几个研究项目。目前研究课题包括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期货市场等。宋敏博士已被著名的Tom排行榜列入2002年全球500名顶尖经济学家。

　　CEN志愿者：宋教授，您好！我们是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的学生，此次经济学年会的自愿者，欢迎您来到北大深圳商学院，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了解到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内银行信用卡业务迅速扩张。1997年金融风暴以前, 香港银行滥发信用卡问题同样严重。 据香港政府统计数据:2002年申请破产保护的人中,有2/3持有8到10张信用卡,他们的贷款额达到月收入的50倍。最终,超额透支造成港人破产。那么您认为，在国内信用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内地银行迅速扩张信用卡业务是否会导致金融危机？如何做才能避免危机？

　　宋敏教授：这要看发行信用卡的具体规模。现在没有数据，我也很难判断它能否引起经济危机。个人认为，国内银行信用卡发放不是很谨慎。比如申请信用卡时，仅依据你有存款就发放信用卡，而不对你的收入情况，信用等级等信息进行调查。这是发卡银行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国内，整体信用体系尚未建立，大众欠缺金融知识，对风险认识不够。比如，有人得到信用卡后，错误的认为借款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不去考虑还款利息，支付能力等方面的内容。这时就隐含着一种危机。

　　问题的实质还是在发行规模。从历史来看，由信用卡引起的金融危机，先列不是很多。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确实发行了很多信用卡，香港地区也发行了很多。但危机并非由于信用卡还款拖欠而引起的。因为从银行整个贷款额度看，信用卡所借出的只是较小数目的资金，更多的是按揭贷款，企业的贷款。信用卡对金融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不一定很大危害，但会影响发行信用卡的单个银行的利润。银行个体没有经过慎重评估就滥发信用卡，一旦宏观经济出现萧条或拐点，持卡人的还款能力必然大大下降。这时对银行个体的不利影响就显现出来。

　　CEN志愿者：“中国资本项目现在已经可以慢慢开放, 而且已经在进行的QDII和QFII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现在是个好的时机”。但是因为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很多国家的资本项目都没有开放，如日本。如果中国开放资本项目，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宋敏教授：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应该是有步骤的，而非一下子就把门全部打开。QDII就是一个有步骤的方法，它虽然是通过机构投资者到海外去投资，但在额度，程序上都有很多限制，资金的回流也是通过机构的回流。所以说开放是要有条件，有步骤的。现在所讲的资金自由行，可以自由投资港股，那就是不同性质的开放了。这种开放有可能造成失控。即使是资金自由行，也不能是没有投资上限，一下子就完全开放。这需要一步一步的进行，需要一个过程。

　　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的自由流动，这是长远的策略。人民币有高估的现象，资金也有很多，国内资本市场又有一定的泡沫，，所以这是资金放出的一个好时机。但我是不主张一下子全部放开。到时资金的来回流动可能会造成金融运行危机。所以我说中国资本市场可以开放其实是有条件的。我不喜欢休克型的疗法；我喜欢温和型，一步步的对问题进行解决。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是采取温和的做法。
   
　　CEN志愿者：您曾经说过，“内地金融人才不缺少高学历，最短缺的是先进的金融学知识和实践经验。”您根据香港经验，如何提高内地有关人员的金融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对于内地金融人才培养上有什么建议？

　　宋敏教授：这个问题我曾多次谈到过。国内金融学教育，整个金融课程的设计都是是有问题的。教授金融学的老师的金融学素养和实战经验也是缺乏的。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国资本市场，银行证券等行业的发展也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其他很多东西没有发展出来，如衍生品，很多风险管理的办法等等。

　　为什么说现阶段香港是可以利用的一个平台？香港是大家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聚集了世界上很多的一流金融人才。香港的金融学教育也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并且是和国际接轨的。就是说，在金融教育方面，香港还是要高于内地的。所以这时我们要借鉴香港经验，可以借助香港这个平台来推动内地金融学教育的发展，培养金融人才。比如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的双硕士项目，就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去做的。毕竟我们是在同一个中国。

　　学习香港经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学习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经验。美国华尔街金融体系十分发达，世界第一。但如果内地直接去学习美国的话，并不一定能有多好的效果，不一定能获得它的精髓。因为二者的情形相差太大。而香港就介于美国和内地之间。一方面它有国际一流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它也很接近内地的情形。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金融专家，他们有先进的金融知识，同时他们对内地市场也很了解。内地有很多公司在香港上市，这些一流金融人才帮助内地公司上市融资。他们已经对内地有很深刻的了解。所以他们应该是提高内地金融教育水平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考虑聘请他们来教授金融学的相关课程。香港投行有一批有大陆背景的金融家，大学里也有类似的人才。这批人对我们国家是很有价值的。首先，他们了解国内的具体情况，很多都是从国内长大，接受了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然后出国的。其次，如果在投资界的话，他们在华尔街，在伦敦又工作了很多年，又在香港工作了很长时间。他们很多地方都很熟悉了。搞金融学教育的也是这种情况。美国的金融学教是很厉害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他可能对中国的国情没有了解。所以在讲述具体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像隔层纱。香港的金融学教授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两边都可以进行沟通，一面朝内，一面朝外。所以他们是很合适的。

　　CEN志愿者：听说您十分关注技术进步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知道国内大专院校每年都会有很多技术创新，但大多数的技术都没有能运用到现实生产中。请问宋教授您对院校的技术创新运用到生产实践有何建议？

　　宋敏教授：这和大学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高校很多都是政府在扶植的，很多研究基金是通过政府拨款获得，而不是通过企业获得的。研究机构也是类似的情况。资金既然是从政府获得，这其中就很少有市场的成分在里面。那么在运作上也就不以市场为导向。比如大学里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到资金，那么作出的成果肯定会偏向学术，偏向理论。它不是直接和企业打交道，所以它也不会关心这项技术在实际中能否真的被运用。西方的实验室，很多都是从大学独立出来的。它们为什么能不断的推出新的技术？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直接与企业联系，它的出发点就是为企业服务，为产品服务。这和机制是有关的，它不是靠政府扶植的，这会反应到它的研究，教学上。

　　如果想扶植创新就要对大学的体制进行改革。有一部分是国家的资金，更多的应该是从企业获得。国外也有很多大学是公立的。但这些公立大学从政府获得的资金是很少的，主要还是要从企业获取。比如美国很多大学对工科教授的评价，并不只看他的论文发表了多少，还要看他能从企业获得多少研究基金。如果能把机制调整好，国内院校还是有希望作出更大贡献的。

　　国内高校的老师，由于长期和外界脱节，不以市场为导向。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虽然现在中国的企业开始提倡创新，但依然没有达到创新的前沿。更多的还是追随世界上比较新的东西，然后拿来进行消化；能够推动世界向前走的企业不是很多。而大学的强项就在于推动前沿。中国的企业和大学还没有真正的结合起来。

　　最近我在做一项研究，就是研究如何能够使企业投资更多在R&D上。我们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探讨包括外部环境，政府服务，企业内部的激励手段等因素如何影响R&D的投资。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方面，比如大学的体制，企业内部创新的前沿等。创新并不能完全靠市场。很多时候是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我们的研究也反应了这一点。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到位，那么企业是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的。所以将创新完全丢给市场不是我们的观点。很多时候政府垄断下的高校是不是应该让出一部分利益给私人部门哪？

　　CEN志愿者：全球市场都受到了美国次贷风暴的冲击，比如韩国股市的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突尼斯政府需要维持支付更高的融资利率，而欧洲的对冲基金由于无法承受损失而被清算。 那么，这次的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又有什么影响和启示？

　　宋敏教授：影响是肯定有的。次贷危机会影响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经济，而中国现在又是外向型的经济体。如果美国经济发生萧条，那么我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启示也有很多。首先，金融创新是有风险的。而且金融监管往往是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因为金融监管是相对比较官僚的，它是政府的一个行为，不是市场的行为。所以它肯定没有私人部门那么具有创造性，那么积极。这次的次贷危机中，监管到底起了一个什么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以后进行金融创新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金融监管，不一定非要是“管”着，命令你不能去做什么，更多的应该采取信息披露的方式，必须让投资者知道是否存在风险。这次的次级按揭很有意思，由于利率很低，风险溢价小，很多投资者都忽略了次级按揭中隐藏的风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监管者是否负有责任？他们在信息披露上是否抓的不够？这些都是中国监管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金融创新产品在将来会不断的涌现，监管肯定是跟不上的，Private Sector会比你先走一步。监管部门不能是出了事情然后紧急处理，应该未雨绸缪。监管部门要依靠市场，依靠信息披露，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规范市场。

　　这次次级按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导致许多人认为这次次级按揭和其它按揭一样，就去投资。这是关于监管者。

　　另外，这次次贷风波对于我们国家资金走出去，也有很多启示。中银投资大笔美元在次级按揭市场上。我们国家在资金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对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走出去要慎重。当然我们不能说，现在跌了就判断当初的投资决策是错误的。只是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应该更加的慎重，考虑的应该更加长远些。外面的市场水深的很。A股市场有坐空机制，资金流动很快，投资产品也特别的多。

　　这也涉及到你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金融人才还是不够。虽然现在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没有人才去管理，这是很不对称的。要提高全民的金融学素养，不光是决策层，也包括老百姓。这是值得我们做的事情。

　　CEN志愿者：再次感谢宋教授能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会期愉快！

　　注：此整理稿未经宋敏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