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峰：我国经济追赶新阶段与实际汇率升值趋势

　　2007年12月15日~17日，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深港两地召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峰教授在于16日举办的中国经济专题讨论中以“我国经济追赶新阶段与实际汇率升值趋势”为题发言。以下为卢峰教授的发言整理，经卢峰教授授权发布。

　　2003/04年以来新一轮经济景气呈现的两方面特点，提示我国经济追赶进入新阶段。一是潜在长期供给增长能力进一步提升。得益于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费用、巨型经济体规模经济效应、劳动力转移和学习过程促进人力资本上升，我国劳动生产率追赶速度加快、资本回报率提升、企业调节力加强，经济可持续增长速度进一步提升。过去近30年一般物价年均上涨约为6%，实际经济增长率不到10%；近5年实际经济增长率都达到或超过10%，物价上涨平均水平约为3%。今年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引起高度重视，不过长期潜在供给增长速度提升应是事实。

　　二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展开。改革最初15年前后实际汇率大幅贬值，此后十年前后止贬走平，近年进入趋势性升值阶段。实际汇率走势差异决定名义与实际追赶不同关系。1978-2005年我国实际人均GDP增长6-7倍，相对美国增长超过四倍，然而由于前期实际汇率大幅贬值，用相对美国人均美元收入衡量的名义追赶幅度不到一倍（2.2%到4.1%）。实际汇率趋势升值阶段，经济名义追赶速度将超过实际追赶。假定2005-2025年间我国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7%和6%，假设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年均3-4%，我国人均美元收入在2025年将会达到1.1-1.3万美元（2005年美元不变价），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收入20%上下。

　　追赶新阶段标志着我国走改革开放发展道路取得阶段性成功，同时也意味着需要应对包括环境压力加大、资源需求强度增加、社会矛盾等一系列新困难。汇率政策调整短期通过总需求结构和绝对规模影响宏观经济运行，长期通过社会资产组合结构选择影响国民福利损益，是关系新阶段经济成长全局的枢纽点问题。

　　2001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引发全球范围人民币汇率争论。回头看，这篇文章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逻辑提出了一个有实质内涵的问题。用日本果农面临中国出口苹果竞争压力推论人民币被人为低估错得离谱。2001年我国仍处于通缩紧缩，当时要求人民币升值从短期宏观政策匹配角度看也不正确。就客观影响而言，有关争论较早在国外发生，使得本来敏感的汇率政策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然而近年经济运行表现和相关分析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并非虚构或短期问题。

　　首先从近年宏观经济运行看，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超常贡献显示汇率失衡。数据显示2005和2006我国贸易顺差增加额对GDP增长贡献率分别为34%和29%，2007年前三个季度同一指标值为33%。对比我国增长结构常态情况，1978-2004年我国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不到2%。顺差通常是在经济相对紧缩时贡献较大，相对过热时期贡献较小，二者存在显著负向关联。最近三年除外，这一比例值曾在两年超过30%，分别是经济严重不景气的1990年（GDP增长率3.8%）和经济走向通货紧缩的1997年。最近三年经济增长率连年超过两位数增长并逐步积聚过热压力，顺差增长贡献率持续维持30%上下异常高位，是过去近30年绝无仅有现象，也是用高储蓄率难以解释的现象。

　　其次是外汇储备持续迅猛增长，包括财政部计划分期发行特殊国债注资作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本金的2000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2007年9月底增长到14336亿美元，今年底可能会达到1.5-1.6万亿美元。前几年人民币汇率讨论有观点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并不多，或强调储备具有积极功能，这些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不过建立中投公司本身应说明外汇储备过量增长现已成不争事实。被动持有过量巨额外汇储备，会因为本外币资产未来预期收益差异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造成国民福利损失。给定过量外汇储备既成事实，建立中投公司立意可取，然而考虑到国有机构在投资决策方面天然局限，这一举措能否消除和减少未来预期福利损失还不容过分乐观。

　　再次从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常识角度，实际汇率低估会刺激房地产、股票等对本币潜在通货膨胀具有抵御能力的国内资产价格上涨。近年我国房地产、股票价格迅猛增长，基本背景应是我国经济追赶伴随基本面因素积极变动，然而本币实际汇率低估应也发生了显著刺激和诱导作用。

　　最后从国际经济学巴拉萨效应假说角度看，一个经济持续快速追赶，终将面临本币实际汇率升值压力。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最初十几年增长速度很低，大体从1990年代开始快速增长，近年大体维持在15%上下，大大高于服务业代表的不可贸易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与美国等十多个OECD国家比较，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不可贸易部门增长”速度更快。由于“两重意义相对生产率追赶”持续发生，从经济分析角度看人民币实际汇率存在升值压力。

　　不排除国际收支失衡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例如我国贸易顺差与当代全球产品内分工格局以及我国阶段性比较优势结构定位有关，也与美欧国家人为限制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有关；前者只有在经济成长过程中逐步改变，后者需要通过国际沟通磨合寻求解决。然而汇率对调节内外经济失衡具有相对独立意义：更为务实和灵活的汇率政策调整主动在我，汇率失衡损失也将主要由我们自身承担。

　　认识汇率变动要求如同评估工资上涨一样，关键在于理性分析其形成机制。反映劳动力边际产出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动的工资上涨值得欢迎，市场机制通过民工荒之类现象为广大民工涨工资是我国经济成长实质进步的标志。然而如果象上世纪80年代那样，企业因为软预算约束超发工资和奖金，对职工是好事，从经济分析角度看则缺乏依据并不可持续。依据类似道理，象计划经济时期实施赶超战略那样，人为提升汇率搞进口替代是缺乏效率和不可取的。然而如果汇率升值反映经济基本面因素演变，反映保持内外均衡前提下经济成长客观要求，则应以平常心务实应对，人为妨碍迁延反而会带来很多问题。

　　从我国经济成长新阶段表现看，汇率升值并非像国外某些评论人士所言，必然会给我国经济带来灾难，甚至出现日本上世纪90年代那样“流动性陷阱”和停滞不前局面。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推进阶段，我国资本回报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因而有可能通过又好又快投资推动内需较快增长。另外由于我国政府净储蓄地位有可能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社会保障支出等组合政策加以调整，因而居民消费增速提升也仍有空间。汇率适当升值不仅从供给面角度看有助于用市场机制和价格手段促进产业升级，而且有助于促进用国内需求替代外部需求，从而保证经济成长新阶段在在内外经济大体平衡背景下高速平稳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