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志愿者访卢峰教授

　　CEN志愿者：卢锋教授您好，我是本次经济学年会学生记者，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近年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朗润预测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您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您能否给出郎润预测几个最基本的判断？

　　卢锋教授：朗润预测是CCER“中国经济观察”项目下一项工作，主要是宋国青教授倡导和推动的，我协助他做一些常规协调性工作。我们联合十几家国内外专业研究机构，每季度对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CPI、利率等宏观经济十个指标短期变动进行预测，并对这些预测结果提供简单平均和加权平均值。我们希望通过持续提供这样系统信息，为关注中国经济短期运行的观察人士提供免费提供权威信息，并为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系统而规范数据资料。

　　CEN志愿者：您2003年在哈佛访问期间主要进行产品内分工问题研究，试图通过提出产品内分工的概念框架，从国际分工形态角度解释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开放成长的特点，包括加工贸易特别发达、国际收支双顺差、在经济发展较早阶段面临本币升值压力等问题，请您简单介绍一些产品内分工对认识当年的经济形势有什么重要意义？

　　卢锋教授：当代的分工特点不是说你做这个产品就是做整个产品，而是把这个生产的工序和零部件分到不同的地方，从而使得分工细化和潜力增加。比如说原来有m个产品，每个产品有n道个工序流程，原来以产品为基础最多能在m个企业之间分工，现在最多分工潜在可能增长到m乘以n。分工机会增加意味着提升效率机会提升。当代技术发展如信息技术、航空技术等带来信息和旅行运输等交易成本下降，还有制度的变迁也推动交易成本下降，是推动产皮内分工从逻辑可能变成事实。从实际情况看，亚洲四小龙发展与参与产品内分工有很大关系。我国经济开放发展道路，客观上也得益于这一时代条件。

　　CEN志愿者：多年以来，农民收入一直处在社会底层，您觉得怎样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农产品价格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有什么贡献？

　　卢锋教授：农产品价格提供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不过农产品价格变动应更多让市场供求关系调节，而它不应主要看作是一个政策调节变量。一些农产品价格变动存在周期性，一阵子高，下一阵子低。如果是市场基本面因素提升农产品价格，那是具有经济合理性变动，由此带来收入增加是农民应得利益。好比你们在商学院毕业了，如果市场好，拿较高工资，那也是你们应得利益，说明你们人力资本在报效社会同时也得到个人利益。但是对于政策是不是应该人为提高价格，我不是十分赞同。通过一种保护政策，通过政府财政补贴，人为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很难做到，因为我们有一半以上是农民，不象一些发达国家只有5%左右农业人口，我们一半人补一半人很难补得起。二是也不具有经济合理性。为什么一定要补呢？如果包括劳动力在内特定资源运用在特定场合，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收益很低，那末从长期看也许应当向其他部门逐步转移，包括农业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农民越来越多到城里来工作，越来越到农村非农产业去工作，这是好事情。农民收入有此提高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社会福利提高具有一致性。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一过程进行得还不够快，不过经济成长从来就是一个演化过程，不可在很短时间内把一个大国变成一个富国，靠政府干预和补贴解决，可能出现拔苗助长和事与愿违情况。这方面我们过去有很多经验教训。所以还是要从经济规律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对农民收入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作为一个发展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不是中国特有现象，是整个发展中国家共有现象。发展中国家比较穷，一个重要表现是农民收入比较低，或者劳动力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龙民。发展的问题不可能靠政策在短期内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也有政策因素，如果政策歧视农民， 妨碍农民到城里来工作谋求，或是农民来城里工作却得不到平等待遇如不能解决子女就学问题等，那这是需要通过政府行动加以改变的。

　　CEN志愿者：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中国也将迈入老龄化社会，也会面临许多老龄化问题，比如劳动人口的下降，人均劳动年龄人口对老人赡养比例上升，您认为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会受到影响吗？

　　卢锋教授：这方面变动和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并且难以避免的，并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可能更快。如果人口老龄化了，再谈快速工业化可能就无从谈起了。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工业化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人口增长规律相对稳定的，因而有理由相信人口学家这方面预测结果会比较准确。应对这个问题最重要措施，就是在目前整体国民年龄结构最年轻时，通过高储蓄和有效率的投资，形成较大规模人均人力和物质资本。如果能够争取利用现在有利条件又好又快增长，我们才能在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以后，资产多一些，财富多一些，国民福利水平和谋求未来更高发展条件才会好一些。所以说高储蓄率本身并不是坏事，考虑现在我国人口处于劳动力比率最高时期，从人口生命周期和应对未来人口结构变化角度看，较高储蓄率是一个理性而必要的行为结果。关键是高储蓄能够转变为高投资回报，能否转变为高速度和高质量的投资。今后投资应把环境影响放在优先位置考虑，然而也要看到，提高环保水平和控制环境污染，很多场合恰恰需要通过新投资利用新技术，因而希望通过一味降低投资速度来解决环境问题可能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我上个月在广东惠州看了一个镇级环保工业园，是当地一个不大企业开发的，把原来污染严重的毛纺企业集中到开发园，通过利用新技术和“三集中”解决环保问题。很多类似案例说明，高速高效投资不仅对于经济成长是必要的，对于解决环境压力也是必要的。

　　CEN志愿者：人民币升值一直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您觉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升值方式？如何解决人民币升值中带来资产泡沫问题？

　　卢锋教授：人民币汇率争论了六年多，近年经济现实表明，人民币升值压力并非虚幻现象而是真实问题。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比以前最大胆预测人士来得还要快，经济合理性要求的外汇储备减持可能会是一个相当长过程。很难想象现在采取什么政策，能够立刻解决这一问题。汇率升值是必要的，不好说外汇储备还在增加，说明汇率升值没用；而是应当反过来看，如果汇率不变问题可能更麻烦。从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实际汇率低估会刺激房地产、股票等对本币潜在通货膨胀具有抵御能力的国内资产价格上涨。近年我国房地产、股票价格迅猛增长，基本背景应是我国经济追赶伴随基本面因素积极变动，然而本币实际汇率低估应也发生了显著刺激和诱导作用，说明汇率政策选择需要有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