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教授简介： 余永定教授，1948年生，广东台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世界经济。 余永定1969-1979年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1983年任助理研究员，1986年任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1987年任副研究员。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94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职。1995年任研究员并获国家特殊津贴，1998年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2000年当选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2004年7月-2006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1981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文章数百篇，专著（含主编、合著）10余部。 记者：余教授，您好！我们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记者。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截至今年12月11日，中国已经入世五周年了，中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您曾经说过人民币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波动太大而是升值幅度偏小。您认为中国金融业应当怎样应对国外金融业的冲击？ 余永定：（笑）我的意思其实是人民币还存在进一步升值的空间。我们是学者，学者只能对大体的方向进行判断。至于升值的速度，这就要由决策部门来掌握。 记者：那么您认为我们人民币升值的空间还有多大呢？ 余永定：这个是我们所不能回答的，我只能说还有升值空间。去年人民币升值了2.1%，今年还在继续升值，总共升值了5%多，而且今年升值速度在加快。现在我们国家贸易顺差还在继续扩大，去年贸易顺差增长幅度是220%，今年贸易顺差增长幅度也达到50%，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导致人们担心的出口顺差减少和失业等问题。反过来说，人民币还有升值空间，至于速度没法预测。 记者：您认为中国金融业该如何应对这种冲击？ 余永定：应该说中国金融业是比较脆弱的，既然已经加入WTO，我们做出了一系列承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必须遵守这些承诺，箭已经射出，就不能回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加强银行的治理结构，加强经营管理，把外部竞争压力变成动力。只有通过竞争提高我们自己的生存能力，才能把金融业改革搞好。应该说金融业是中国比较薄弱的环节，开放后，随着时间推移，外资对我们金融业的冲击肯定会比较大，政府应采取适当策略应对这样的局面。总之，我们中国的银行业还是有希望的。 记者：以花旗银行为首6家机构组成的投资者团队收购了广东发展银行85%的股权。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双赢，因为有时候政府和监管机构希望借助外资良好的运作方式来消减不良资产，另一方面银行也希望能改进自己的经营方式。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余永定：这个情况我不想做更多的评论，因为这种事情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你看日本和韩国，日本金融业相当发达。但是直到现在，由于自身内部的一些弱点，它还是相当封闭的。韩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卖掉了一些银行，但是国内争论很大，很多韩国人还在后悔，因为银行是一个有很大盈利潜力的机构，它可以借用人家的资本挣钱。外资进入银行业确实有风险，但是由于中国已经加入了WTO，我们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种承诺，言必信行必果，这是没有争论的了。第二，“狼”来了，就是外国竞争的到来，能够增加中国企业、银行业的竞争压力。第三就是我们还非常缺乏应对这种竞争的经验，这里面有许多新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至于情况最后如何，现在还很难说，我们只是希望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大部分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高层人员的素质还是很高的，我对此表示乐观。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是世界经济，10月24日欧盟刚发表了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文件，并且美国代表团本月13日访华，这些活动会对中欧、中美贸易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余永定：我没仔细看过欧盟这个政策文件，不好评论。但是贸易不但反映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而且反映了一个国家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它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讨价还价的过程。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给西方国家的出口带来了很大机会，这些国家也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我们目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执行一种出口导向的政策，劳动力成本很低。因此面对中国的竞争压力，欧美的制造业、工薪阶层都会受到一定冲击，这也是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很大程度上给欧美经济注入了一定活力。这是因为他们进口了许多廉价的中国产品，使它们通胀率较低，所以这些国家能够放手执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另外我们有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的美国金融资产，压低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利率，这对于美国房地产和经济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双重的补贴，他们实际是这种国际分工格局的受益者，美国许多决策者也清楚这一点。 但是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有某些特定集团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而他们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游说集团，就可以通过国会向中国施加压力。虽然总的来说他们获得了很大好处，包括企业和公众，但是对于美国也存在一些压力，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这种政治力量，因为美国国内也是存在矛盾的。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比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在中国的交往中得到了大量好处，他们是希望能和中国建立经贸关系的。但另外一些地方制造业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压力，形成了对中国的抵触情绪。 总的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向美国公众说明他们是受益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我们自己贸易顺差太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让贸易关系健康正常发展。 记者：美国代表团这次到中国来主要涉及那些方面内容？ 余永定：美国代表团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从他们的角度对中国过去25年经济增长进行了一个总结，我认为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概括还是正确的，对改革开放成果也是肯定的，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评价也是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当然他也谈到了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分歧，但是从他的讲话里，他并没有对中国施压，只是说人民币的灵活性和适度升值是合乎中国自身利益的。我认为他的基本态度还是积极的。 记者：中国现在建设速度加快，各种原材料进口量大增，中国原材料的进口价格也上涨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余永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对原材料需求明显增加也很自然，我们应当尽量保证原材料供应。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是很低的，环境污染很严重，中国确实面临一个改变生产方式的问题，中国应该尽可能实现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所规定的政策，每单位GDP减少20%的能耗，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和水的使用量。要怎么改变呢？ 一是改变经济结构，构建节约型经济；第二个就是依靠技术进步；第三就要加强经济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第四要强化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的法律措施；第五要调整能源如石油和煤炭的价格，也要提高能源开采的税收，利用这些机制改善资源配置；第六要对一些企业污染等的行为采用市场手段，例如税收进行调节，还要加强教育，提高人们的认识；再一个就是中国要开展能源外交。 记者：您曾经在牛津大学读书，您认为现在中国研究生教育有什么不足？ 余永定：在英国没有什么时限，9年之内你都可以拿到学位，9年之后就拿不到了。有些人读硕士的目标是读博士，但是有些人只是读一个硕士。这两种硕士是不同的，一种人是属于要做论文的硕士，另一种人就可以直接工作了，到金融界也是很受欢迎的。在中国说法都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硕士读一年确实有点短，英国也有两年的，但是一般都接着读博士。我觉得在硕士阶段主要还是要上课，有几种课，一种是Lecture，规模比较大的；在英国还有Tutorial，就是老师学生一对一，一个礼拜一到两次，每次一个钟头，见面之前布置一个任务。比如证明：Investments follow random walk，即投资行为是一种随机游走，你回去就要查资料写一个5、6页的essay，交给老师，老师对你做出评论，讨论完了之后再给你下一个问题。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与经济文献相关的，你必须从这些理论出发，谈谈你自己的观点，想乱答是不行的。所以每个礼拜要写很多的东西，中国的学生也应该多读原文的文献。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记者 卢翊鸥 刘云逸 白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