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新华教授谈中国经济发展

简新华教授简介：

简新华教授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人口学会副会长。简新华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人口流动、农民工就业、收入分配、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等。先后在包括《经济研究》、《求是》、《管理世界》、《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中国人口学》、《经济学动态》等权威报刊在内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50多篇被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刊物转载，论文和著作数百次被引用，参加编写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10多本，担任其中6本的主编。科研成果获得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1994年度“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教育部第二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奖在内的10多项奖励，目前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

记者：简老师，您好！我们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记者，很高兴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将在12月17日的中国经济学年会“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论坛上发言，发言的内容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与自主创新，可以先跟我们谈谈相关的内容吗？

简新华：好的。大家知道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规模、速度和可持续性。资源约束与自主创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两个重要方面。在这里我对这两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具体而言，我的发言将主要涉及这样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的资源约束，第二个是克服资源制约的途径，第三是克服资源制约的关键途径为自主创新，第四是自主创新的实现。

中国资源的现状情况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是严重短缺，第二就是资源消耗非常多，第三，资源利用效率低。

克服资源制约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开源，二是节流。这两条途径实现的关键是自主创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利用国际资源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在国际资源价格高，特别是石油的价格在不断上涨。利用国际资源会增强我们对他国的依赖性，而且国际资源的供应不稳定，风险大，难以持久。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强管理这些措施对开发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转变增长方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特别是价格的作用，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这几个方面归纳起来，要求我们实现技术进步和制度完善。

记者：这样看来，实现技术进步是一项很必要的任务了，那么我们通常是靠什么来实现技术进步的？技术进步与我们现在常常提的自主创新有什么联系呢？

简新华：技术进步的实现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技术引进。另外一个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包括外依型创新和自主型创新。外依型创新主要指引进国外现成新技术，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实现，引进国没有知识产权。自主型创新主要依靠内部力量，引进国自己拥有知识产权。

经济学界对自主创新有争论，争论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现在还要不要，能不能以自主创新为主。理论界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条件，现在中国还不可能自主创新。有的学者甚至很形象地说：“8亿件衬衣换一架空中客车是非常有利的买卖，还应该继续做下去。”还有的学者说中国还要准备为发达国家再打工20年。

还有一种意见就是我们必须大力自主创新，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自主创新的条件。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是有现实依据的。

从资本条件来看，中国现在的资本比较充足，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一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了15万亿人民币。此外中国每年还要引进500到600亿美元的外资，而且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负利率。中国现在不是有项目找不到资本，而是有资本找不到好的项目。中国现在初步具备了推动技术进步的资本条件。

我们现在也初步具备了推动自主创新的技术基础。通过二十多年的引进技术，我们已经掌握了一般的比较先进的技术。在有些领域，我们还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甚至领先地位。市场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开始显现，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机制都大大增强。中国已经进入了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成本、技术的压力推动着我们进行自主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要求也推动着我们进行自主创新。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自主创新是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创新机制不完善，职工整体素质有待加强。要实现自主创新，我们要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完善，保护，支持，激励创新机制，提高职工的素质。

具体来说，首先要保护知识产权。在技术创新阶段，我们要特别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激发进行自主创新的动力。

其次要健全技术市场，资本市场和资源市场。在技术市场中，要使开发出来的新技术能够得到合理的转让。资本市场要给自主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资源市场不再人为压低市场价格，让供求关系决定资源的市场价格，形成成本压力，使竞争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竞争。

再次要增大研发投入。中国近几年来研发投入增长很快，呈两位数的增长。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是我们特别要发展的。

此外还要加强对人才的培养，提高职工的素质。完善企业优胜劣汰的机制。要防止市场垄断，克服垄断的弊端，取消不合理的保护，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压力，给企业以足够的创新动力。要进一步改善创新的激励机制，采取多种措施来激励创新，鼓励创新。

只有做到了以上几点，我们才能够实现自主创新，从而推动我国的技术进步。

记者：您关于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阐述非常精辟和深刻，您是赞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在工业化过程中，您认为政府自身应该如何定位或发挥哪种作用？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与WTO关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要求有矛盾的地方吗？

简新华：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国家进入新世纪以后所提出来的。我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很赞成，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要在2020年实现工业化，传统道路已经行不通了，需要走的是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市场的导向和政府的宏观调控。WTO在如何实现工业化方面，没有限制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只要不进行过渡的干预和调节，我们就可以在不违反WTO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这样，既能实现工业化，又避免走弯路，降低成本。

关于政府如何干预，我认为政府的职能要进行转变。现在政府手中掌握了过多的资源，甚至存在着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这既不符合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不符合WTO原则的要求。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加入WTO，对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更合理，更科学的政府干预可以起到外在的推动作用。

记者：中国的第三产业比较落后，您认为在新工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简新华：我们现在提出要在2020年要基本实现工业化，所以现阶段的主导是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发展服务行业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行业。研发和营销是产业链的两端，经济效益很高，我们现在停留在中间的加工阶段，而加工的效益往往是比较低的。在发展工业制造业的同时，我们的产业链必须向两端延伸，也就是向研发和营销延伸。中国现在进入了重新实现重工业化的阶段。重新发展重工业，绝不是说不发展服务行业，更需要发展的是生产性的服务行业和现代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和咨询业等。

工业和服务业可以相互促进，但是服务业不能为现阶段我国的主导产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服务行业要大发展，要形成主导产业，必须以对服务行业的巨大需求为条件。服务行业的巨大需求，又必须以城市化为前提。发达国家的服务行业占国民经济的70％以上，是因为它的城市化率也很高。中国现在还不能以服务行业作为主导，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率现在只有40％多一点。我们要尽快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不光要对服务业本身增加投入，更重要的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城市化的早日实现会促进服务业需求的产生，服务行业自然就会成为主导产业。

记者：正如您所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重新发展重工业的时期，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内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那么您认为中国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简新华：我认为中国能够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原因有这么几点：

第一，潜在的国内需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市场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和动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8亿多农民的实际需求使我国的市场还有广阔的空间。所以，中国的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其消费潜力和消费需求正处于上升阶段。

第二，工业化，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世界经济的发展经验证明，重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必然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我国现在出现了重工业化趋势，同时城市化水平也在提高。

第三，生产要素的充足供给也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我国的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尽管我国劳动力价格会有所上升，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仍然十分明显。我国人口负担比较轻，虽然出现了老龄化趋势，但是社会的总抚养系数较低。此外，我国充足的资本储备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四，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我国的研发投入是大量增加的。2004年研发投入增长率超过了19.7％，今年超过了20％。

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的日趋完善给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我们要突破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政策方面得到了国际上的肯定，应该不会出现剧烈的波动和严重的衰退。

正是基于这五个方面的考虑，尽管现在还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我仍然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记者：您的个人经历1968年下乡务农，1970年进厂做工，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82年初毕业留校任教。这对您在学术上的研究和人生成长有何影响？

简新华：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武汉大学的。实际上，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在农村种地，工厂做工时，我亲眼看到了我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亲耳听到了广大工人农民迫切要求发展经济，改善生产的强烈呼声，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这些经历都迫使我产生了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探讨怎样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我在紧张的劳作之余，通读了《资本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带着探讨怎样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建设的愿望，我在武汉大学开始了对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学习。过去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中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所以也就一直专注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探讨中国应该如何进行体制改革，怎样改革才能使我们国家真正强大，人民真正富裕。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记者刘璇  张文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