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教授谈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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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教授简介：
肖耿教授现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及香港大学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肖耿教授1963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获管理科学学士。1987、1991年分别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工作经历包括：1991年加入世界银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研究小组；1992年受聘香港大学，并于1996年获聘终身教授；1996年访问哈佛大学，并于1997-2000年被聘为哈佛国际发展研究院联席研究员；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证监会顾问和研究部主任。肖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企业、金融、及制度方面的实证和政策研究。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者这么样的角色？

肖耿：我一直认为金融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劳动力和资本双重过剩的情形。这个情形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和劳动力只要有剩余，就可以相互结合形成生产力。之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劳动力和资本双重剩余，主要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交易成本。换言之，过高的交易成本是阻碍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结合的重要原因。金融业作为一种服务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降低社会中的交易成本。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加速中国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农村人口的经济福利，而且还有助于缓解与外部的经济摩擦。

记者：从12月11日起，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给予外资银行在中国大陆境内国民待遇，您认为这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有何影响？

肖耿：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多的外资银行获得国民待遇，将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有效推动金融机构自身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企业和个人。

记者：但是有人比较担忧，外资银行进入会对中国的国有银行造成冲击，您认为中国银行未来需要做那些改进？

肖耿：外资银行的进入意味着更强的竞争，的确会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短期的冲击。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银行需要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首先是银行的发展离不开好的外部环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好的企业和优质项目，如果没有优质项目，中国银行的发展也无从谈起。这个是需要政府和企业一起努力的。第二个是银行的内部管理问题。再好的优质项目，也需要有好的内部管理体系来甄别，更需要有成熟的管理体系来进行管理。这个是未来银行进行我调整的关键。

记者：对于未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您有什么看法？|

肖耿：未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主要着眼于适应新的竞争环境。首先是所有权改革。目前中国的国有银行都在进行股权改革，通过上市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个大方向走对了，今后需要进一步努力。具体而言，就是应该鼓励中国的老百姓购买国有银行的股票，成为国有银行的真正所有人。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减持国有银行的股份，真正实现股权多元化。看看现如今国际上一流的银行，例如花旗银行，都是由大量的股东所拥有，每个股东的比重却非常小。在这种股权结构下，银行的发展才可以健康持续，不容易受到某一些因素的影响。此外，新的竞争性环境不仅影响银行本身，还应该对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等各方面造成影响。换言之，中国银行业未来的改革，也需要管理当局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竞争性环境。

记者：刚才您说到了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发展，离不开好企业和好项目的支持，意味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对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那么顺着您的观点，如果中国的金融业发展了，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让资本和劳动力更有效的结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产出，这种产出会不会加剧目前所谓的“产能过剩”？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摩擦？

肖耿：根本没有什么产生过剩的问题。中国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不能用产能过剩来解释。有了顺差，你可以进口嘛！这也可以消除贸易顺差嘛！可是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进口呢？主要是因为国内市场机制问题，如果国内市场机制完善，国内需求将会增加，不仅可以消耗本国的产出，还可以增加进口缓解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压力。中国金融业包括银行的改革，都可以在促进内需增长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目前人民汇率升值问题是一个热点，您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有什么作用？

肖耿：从长期来看，汇率升值不会对贸易不平衡产生什么影响。汇率升值，实际上是生产率提高的外在表现。如果通过汇率调整可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那就太好了，只要是贸易失衡，调一调汇率就行了。那是不可能的。你看看，美元一直贬值，美国的贸易逆差从来没有减少过。人民币升值，只是会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但是美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会增加，依然保持美国逆差状态。本质上还是美国的储蓄率太低。但是从短期来看，汇率的调整对贸易还是会有影响，因为国内价格的调整与汇率相比较有一定的时滞。尤其是一些利益集团会在汇率的调整问题上做出反应，以影响政治决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汇率本身超出了经济学讨论的范畴，它也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有时候需要通过国际政治经济规则来进行分析。

记者：除了汇率问题以外，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肖耿：收入分配关系到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吴敬琏先生提到一个机会平等的问题，中国收入差距不断增大，首先需要解决机会平等问题，在这其中解决垄断问题是关键。其次，不要仇视富人。在美国比尔盖茨是首富，没有人怨恨他，因为他做大了微软，不仅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还经常对外捐助，帮助社会发展。中国的富人也是一样，他们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消费也刺激了消费的增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仇富。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等政策进行调节，例如对奢侈品征收高额税费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腐败带来的财富就不能以企业家的财富等同视之。腐败财富有两个效应，一个是所谓的转移效应，财富从政府的口袋转入私人腰包，简单的转移，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还有一个效应，那就是扭曲效应，即腐败带来一个不好的信号，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寻租，使得资源配置发生扭曲，带来极大的危害。

余振根据肖耿教授谈话内容采写，未经肖耿教授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