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与世界经济发展”论坛举行

“中国和平崛起与世界经济发展”论坛举行

12月10日上午，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之“中国和平崛起与世界经济发展”论坛在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举行。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主持，主讲嘉宾分别是：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学主任

贾  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

李文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大国发展战略

李稻葵说，经过26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同时中国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资源的制约与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国改革有几个颇具创意的做法，例如增量改革、借债改革、分步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等，但在改革战略上仍然存在问题。他强调，因为中国的大国特征，所以不能照抄其他国家的战略。

李稻葵提出了6个大国的发展战略：首先，尽快建立有效、统一的内部大市场；其次，制定总量和质量平衡、结构合理的贸易战略；第三，合理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第四，建立以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汇率为核心目标的宏观管理体制；第五，关键产业如粮食、煤炭行业要有技术突破，以此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第六，重视大国经济外交和国际舆论导向。在WTO框架下，中国应该起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桥梁作用，通过舆论、通过“争论”的方式获取和保护大国的利益。

贾康：和平崛起进程中渐进式改革的路径

贾康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了20多年，公众越来越发现渐进式改革所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当前我国迎来的黄金发展期当中所伴随着的矛盾凸显期，如果不加以重视，矛盾处理得不好了，势必打乱整个现代化进程。不过，他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虽然表面上困难重重，但实际上尚未走进“死胡同”。

贾康说，倘若借鉴国际上的一些经验作为下一步改革的切入点，那么改革的路线将更为通畅。比如，美国在上个世纪崛起的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腐败、摊派等等，都是依靠各种先进的改革措施，依靠建立和完善现代意义的税收体系、预算体系、法律体系和公共监督体系等，来扫除渐进式改革中的各种障碍，实现伟大的崛起。这对处于同样问题背景下的中国，是很有借鉴价值的。用理财民主化、法制化来拉动决策民主化、法制化，来拉动社会经济政治的各方面同步进展，我们国家就有希望在社会代价小、各方容易接受的情况下，解决各种问题，稳步实现渐进式改革以进一步支撑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伸，支撑中国总体三步走的宏伟目标早日实现。

裴长洪：关注现实，研究中国经济的特殊性

    “在中国住上一周，便能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如果住上三个月，就只能写出一篇中国经济的文章；倘若住上三年，那么一个字也都写不出来了！” 裴长洪引用一句在驻华代表机构有关人士广为流传的话来说明中国经济呈现的特殊性。 

裴长洪认为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是发展上的特殊性，因为中国是在十分特殊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向资源要发展无疑是“与虎谋皮”；其二是改革上的特殊性，特别是国企改革，不仅要在股权、产权上下力气，更要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在生产资料层面加以凸显。其三是中国奇怪的高储蓄、高投资，这令人担忧。虽然每年GDP数据在不断上扬，但与之相伴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却以更快的速度飙升，因此资金大量留存于非流动资产之中，社会流通资本减少，老百姓感觉的当期福利自然下降。其四是工业发展战略上的特殊性，由于我国劳动力的相对无限供给，引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自然，不过，中央却一再鼓励自主创新型企业的崛起，而这又与当今某些大型传统重工业业绩又有出入，值得深思。其五是扩大开放经济上的特殊性，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依旧居高不下，这绝非政策促进使然，而是与我国目前高储蓄、高投资、人口众多、产能过剩、加工贸易比重大等因素具有相当大的关联。其六是政府层级的特殊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结构错综复杂，地方经济与中央经济如何有序协调值得探讨。

裴长如是说：“引入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对中国经济学界的确具有很大的推动，但仅仅以此来照套中国经济问题，无疑是囫囵吞枣。西方经济理论好比一个系统软件，只有通过中国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才能将其转变为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应用软件！”

李文溥：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模式转换

李文溥通过研究我国的总需求构成变化时发现，我国的最终消费比例在不断降低，而投资比例却不断提高，净出口所占的比例也在快速升高。在分析其中的原因后，李文溥进一步结合全球化的现实状况，提出我国应如何因应全球化，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转换，以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上述宏观经济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