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应该重视调查工作——访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肖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很关心未来的职业选择，您能谈一些建议吗？
肖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世界接轨很快，学术接轨也很快，学生有很多的选择，可以选择出国，也可以留在国内，但一定要保持多元化，不能说做那一行就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鼓励学生在职业选择上多元化。其实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学生毕业后，会大量进入政府部门、私人企业，真正在学校、研究机构做学术的还是少数，学者对社会的影响也未必有中国这么大。中国还没有完成与国际的接轨，还有一个过程，现在经济学家在媒体声音很大，但慢慢有这样一个趋势：政府和实业界研究人员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而学术界人士在媒体上的影响还有下降的趋势，这其实是一个平衡的过程。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但是，经济学家对媒体的影响还是很大，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肖耿：媒体大量报道名人的观点，但往往不会报道这些观点背后的具体工作，只谈论他们的一些观点其实意义并不大。媒体在不很成熟的时候，一种观点往往就把其他观点压倒了。应该强调每个人的作用，每个人、每个岗位都是重要的，并不是我们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人就重要。经济学强调边际上每个人的贡献，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的个人都可以将工作做得更好。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可是，还是有许多人可能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啊？
肖耿：这正是我想强调的：做学术研究特别应该重视调查。毛泽东当年写《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也是深入基层，一定要了解下面真实的、客观的情况，首先你自己能够体会到，然后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我们国内有一批老一代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从杜润生开始，他们那一代人以及陈锡文、周其仁等做出的贡献非常之大，农民没有机会讲话，他们通过调查总结出来，用最基本的科学原理提炼出来，成为一种政策，然后再推动，将农民的利益表达了出来。农村的改革是工业发展、城市化的基础，意义重大而深远。在当时比较不明朗的制度环境下，能把制度变革的方向搞得非常清楚，并在政治上可以一步一步推得动，这非常不容易。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作出了如此贡献，这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现代统计、计量工具是否可以替代调查研究？
肖耿：虽然现在的数据、计量工具越来越多，年轻学者们做出了大量的实证工作，做的文章质量提高也非常大，这是有进步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必要再做调查了。老一辈经济学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种精神不能忘却。统计、计量工具的作用也有限，我们需要更多的调查研究。而且，在目前人均收入这么低，农村人口比例这么大，知识资源非常稀缺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没有更多的能力象欧美国家那样有许多人去搞“象牙塔”式的研究，目前这个阶段，各个政府部门、私人部门都需要更多的人去研究实际问题。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然而，现在年轻人很难被吸引来做调查，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肖耿：现在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找不到工作，但另一方面真正有能力，而又踏踏实实的人又不好找，因为你又要有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又要有追求真理的信念，又能务实工作，这些条件放到一起何其难也？不过，现在社会体制和激励机制在这方面也存在问题，政府里真正做有用的研究，做调查的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收益高的工作就把人才吸引过去了，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恐怕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但是也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当时杜润生先生带领的那批人哪里有什么收入，他们多是依靠社会的责任感和个人的兴趣，扎扎实实去做调查研究。那个时候做调查工作的机会其实并不多，而现在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一段时间以后，我相信会有大量的人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经济学研究的质量也可以越来越高。

肖耿 （萧耿）简历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及香港大学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企业、金融、及制度方面的实证和政策研究。著作《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1997）。工作经历包括：1991年加入世界银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研究小组；1992年受聘香港大学，并于1996年获聘终身教授。2000年至 2003年任香港证监会顾问和研究部主任。1985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 获管理科学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