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洪永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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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幕的当天晚上，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茶话会”，两院院长与海内外的与会代表进行亲切交谈，互动气氛和谐友好。在这样的温馨氛围中，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特约记者杨美玲对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洪永淼教授作了采访。

洪永淼教授简介：

厦门大学物理学学士 (1985年)，经济学硕士 (1988年)，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 (1993年)。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统计学和金融工程终身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及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计量经济学理论，非参数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计量经济，金融计量经济学，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洪教授您好，您是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院长，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是今年上半年才正式成立的，并且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亚太地区和中国一流的、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机构，我想请问您，您认为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与其他高校同类的研究院相比具有什么样的优势，今后将如何发展？

洪永淼教授：我们的确有不少优势。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是依托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建立起来的，厦大经济学院目前共有四个国家重点学科，即金融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统计学，一个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一个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以及一个国家“985工程”“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I）。根据2005年《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表的中国大学经济学排名，厦大经济学科在全国名列第四。研究院是背依这样一个优势学科建立起来的，因此就不用像国内一些经济学比较薄弱的院校那样，需要花很大力量进行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如申请硕士点、博士点等等。我们可以省掉很多国内常见的那些烦琐的事情，集中精力做好教学和研究，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拥有非常好的国内外经济学学术网络，可以说，我们与国外的学术联系与交流不会比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差。你可能知道，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聘请了一些世界级经济学家作为学术顾问，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Clive Granger教授、MIT的Jerry Hausman教授、南加州大学的萧政教授，和宾州大学的Lawrence Klein教授。他们均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不但常为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出谋献策，而且还充分利用他们的国际学术联系帮助我们。比如，明年夏天我们将举办第二届计量经济学国际培训班，这个国际培训班将和经济学国际顶尖刊物之一Journal of Econometrics联合主办。这是在萧政教授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促成的。另外，明年夏天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厦大经济学院金融学系将与康奈尔大学合作，共同举办一个面向学术界和实业界的“信用风险与风险管理国际培训班”，邀请康奈尔大学、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专家学者前来讲学，这一学术活动是通过厦门大学—康奈尔合作中心进行的。厦门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签有正式的学术交流协定，是姐妹学校。还有，我们正在与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和社会科学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合作，建立一个远程国际学术报告厅，共享三方的学术讲座资源。总之，我们正在根据我们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充分、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国际学术联系，积极推进厦门大学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现代化。

其三，厦门大学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科，是厦门大学的优势学科之一，具有优良的传统和深厚的根基。厦大经济学科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目前这种水平，是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翻译者之一王亚南先生的贡献分不开的。我们这个研究院以王亚南先生的名字命名，就是要发扬王亚南先生的科学精神，将王亚南先生开创的厦大经济学科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其四，厦门大学领导、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以及学校的很多职能部门对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是非常支持的。研究院可以从学校那里争取到在绝大多数中国高校暂时还争取不到的一些特殊政策，如采用国际惯例培养研究生，以较高待遇聘请国内外研究人员，选拔青年教师出国深造，等等。可以说，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是厦门大学一个外向型的“教育特区”，我们一开始就可以按一些国际惯例运作，这样见效将会快一点。

其五、厦门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卫生城市”、“文明城市”、“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有中国很多地方无法比拟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同时，厦门是经济特区，与港澳台、东南亚等也有着天然的历史、文化、经贸联系，非常适合我们进行国际化办学。我们希望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机制，以在中国有竞争力的待遇，聘请并组建一支精干的中青年经济学研究团队，积极在国内外经济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培养高级经济学研究人才，积极推进对外学术交流，成为亚太地区一个经济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并成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当然，我们也存在不少弱点和缺点，比如说厦门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一点，不像北京和上海，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里要获取各方面的信息都比较慢，不少人的观念与北京、上海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且是不小的差距。另外，厦门大学整体资源相对有限，必须相对集中使用才能见效快，但这样做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有一个综合平衡的问题。还有，研究院实行新机制，与现有管理体制也有一定的矛盾，需要一个痛苦的磨合过程。

.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这次中国经济学年会的举办，是厦门大学的一件大事。您认为，举办年会对厦门大学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

洪永淼教授：首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能举办这种大型会议，说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实力和举办大型学术会议的组织能力得到了认可和肯定。从厦门大学的角度来看，开这样一个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年会本身是一个机会，展现了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整体实力，同时也可以审视厦门经济学科自身的优缺点，因为那么多场的专题报告，那么多不同领域的论文，代表了现在中国经济学整体的最高水平。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哪些行，哪些还需要努力，通过参加这次年会，我们的广大师生都会看得很清楚。此外，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很多专题报告的评论人都是厦门大学的年轻老师，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我相信这次年会将大大地推进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全面发展。

这次年会还有很多前几届所没有的特点，比如说，在会议期间举办的首届全国经济学教学科研人才招聘会就是开创性的，国内不少大学的经济学院包括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都参加招聘，吸引了不少青年学子。这样的人才招聘会还会吸引更多的经济学子参加今后的经济学年会，而且将形成一个经常性、机制化的、统一的经济学人才市场，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将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洪教授，您对中国的股市很有研究，您认为中国的股市存在着哪些风险，今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洪永淼教授：我虽然对中国股市做过一些实证研究，但是对中国股市了解不是太多。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股市的发展历程有它的特殊性。毫无疑义，中国发展股市是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客观需要。但是，过去15年的实践表明，目前的中国股市并没有像很多中国经济学家所期望的那样能改变国企运行机制和提高国企效率，相反地，在国企本身机制没有改变、生产效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要使以国企为主体的中国股市能够持续向上蓬勃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目前中国股市无法规避的系统风险。事实上，这已经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国企的负担至少一部分由国有商业银行转移到广大中小股民头上。因此，如何减少这个系统风险，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和相关部门决策者的首要问题。比如，什么样的监管机制既能保证真正效益好的企业上市，又能够将只有华丽包装、其实效益并不好的企业排除出去？我想，不论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果能够改变中国股市的企业结构，让真正效益好的企业作为股市主体，那么，我们就能大大减少中国股市的系统风险。到那时，中国股市就会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做到这一点之前，中国股市还会持续处于低迷状态，虽然可能会有短期的上下波动。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对于中国改革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立，在金融领域，您认为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应该如何有效地实行改革？

洪永淼教授：中国金融领域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主要就是银行的呆账坏账。这个问题在我国加入WTO后变得更加严峻，必须尽快寻找对策加以解决。中国的商业银行大都是国有银行，因为有政府的保护，这些国有商业银行的破产是不大可能的，可以说，这个概率几乎等于零。不过，如果让滋生呆坏账的现象继续蔓延、累积下去的话，这种情况将有可能变得非常危险，所以，应该尽快构建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其实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尚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我认为，应该允许境外与国外银行进来，和国内民营银行一起，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竞争。竞争比其他手段更有效，可以较为迅速地改变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运作模式和管理体制，迅速改变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低下的状况，同时，中国的银行可以在竞争中学习国外银行先进的信用风险管理体制与经验，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银行的呆坏账问题。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那么，您对中国目前实行的国有银行的改革应该是比较赞同的吧？

洪永淼教授：是的，但还不够。如果国有商业银行仍是大股东，其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话，我并不认为股份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困境。中国国企股份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就已给我们留下一些有益的启示。况且，国有商业银行不是一般的国企，攸关中国金融安全，控股权如果被外国人操纵，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除了股份制改革外，还应该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如上面所说的，让境外和国外银行，还有民营银行参与竞争，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氛围，这将有利于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加速改变其运作模式和管理体制，变得更加有效率，更有竞争性。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您对利率市场化有何看法？

洪永淼教授：如果中央银行和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利用货币、利率手段间接进行经济调控和优化经济结构、控制经济增长，那么利率市场化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外，不仅企业，连一般消费者对于市场利率的变化都是很敏感的。因为不论是买车还是买房子，都需要钱，而这些钱一般都是从银行借来的，因此国外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市场利率的变化都是非常敏感的。在中国，利率尚未成为灵活调控经济的手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率期限结构比较刚性，利率传递机制不够敏感。中央银行想通过改变短期利率而及时有效地影响长期利率和长期投资，需要有一个灵活顺畅的利率传导机制，目前这个传导机制需要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中间会有一些障碍。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灵活顺畅的利率期限结构机制，实行利率市场化，我想中央政府通过货币利率手段来间接控制经济供求和长期投资就会比较有效和容易得多。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洪教授，您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专家，现在很多同学在写论文的时候都运用计量经济学来进行一些实证方面的研究，您认为他们在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洪永淼教授：目前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类和管理类学生中受到广泛的重视，这是中国经济学前所未有的状况。但是，可以说，中国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应用与研究，和国外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段差距。从学生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对计量经济学有个系统的了解。中国不少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时有个毛病，就是比较急功近利，他们可能希望老师在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内就教会他们计量经济学，然后马上拿去做研究。事实上，计量经济学不仅仅是完成他们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的实证研究工具，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只有对整个计量经济学理论体系有所了解，才能知道什么样的经济问题，需要什么样的计量模型或工具。同时，必须清楚了解每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或方法适用的条件与范围。比如说，在检验经济理论或经济假说时，你可能会使用所谓的T-检验或F-检验，这些检验的前提是，回归模型扰动项必须服从独立同正态分布。如果扰动项不是独立同分布，根据渐近理论，这些检验在样本数很大且扰动项是条件同方差时，还可以使用，但如果存在条件异方差，那么不管样本数有多大，T-检验和F-检验就不适用了。如果不管条件适用与否而继续使用它们，你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五花八门的，有时候你还会沾沾自喜，因为有可能结果刚好与你的期望是非常一致的，但是那不是科学的做法。应该说，中国部分学生在学习计量经济学时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同目前中国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有关。我们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体系还不完善，现在绝大多数中国高校经济类、管理类的硕士生、博士生都是上一个学期或者最多一年的计量经济学课程。而在国外，计量经济学的课程是整套的、一个系列的，有非常多门的课程。这个差别和中国目前的研究生培养体制有关。北美一般采用“直博”的方式, 即从本科生直接挑选博士生，博士生大概有四年到五年甚至更长的培养时间，所以你有充分的时间去教授他们系统的计量经济学。而目前在中国，硕士生学制二至三年，不管是硕士或博士生，必修课程只能是一年，第二年开始写硕士或博士论文，第三年就要忙着考博士或找工作了。这种学制不利于高级经济学人才的系统培养。如果能够实行“直博”，我们就可能系统讲授计量经济学课程，这样，中国学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时候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