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经济学者论坛综述

12月10日下午，我们进行了女经济学者论坛的第一场讨论，讨论的专题是中国家庭与企业行为。李晓华、丁赛、刘岚、张亚维和李利英分别做了报告，并在女学者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浙江大学的李晓华的文章《用Quantile JMP方法分解中国城镇1988-2002年的工资分布差异》研究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问题。李晓华在这篇文章中使用来自中国家庭调查的横截面数据，并且用Quantile-JMP方法来分析1988－2002年间城市人口的工资不平等增长。通过使用分位数回归，作者更细致地分析了不同收入组个人特征的价格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增长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分解为组间价格效应，组内价格效应，以及结构效应。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时期工资不平等增长的主要来源。文章的主要发现是：这一时期的工资不平等增长主要来源于价格效应，特别是低端收入组组内的价格效应。另一方面，结构效应倾向于减少不平等的水平，并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低端收入组，从而减少了低端收入组对收入不平等增长的总的贡献，使得总体不平等的约70％来自高端收入组。Quantile－JMP方法是一个很新颖的分解技术，本文首次将这种方法应用到中国的数据，丰富了国内对收入不平等研究的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丁赛在她的论文《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城镇女性就业和家庭收入分配变化》中主要讨论了女性收入在我们以家庭为一个单位进行不平等分配研究中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丁赛利用88－02年中四年的全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利用变异系数分解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在这些年中的变化趋势。文章主要关心的是不同家庭成员、特别是女性，对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文章的一个主要发现是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收入不平等程度都要大于家庭总收入的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一个家庭内部，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可能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丁赛通过一些模拟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从家庭成员的角度来分析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可以帮我们更好的理解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同时，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文章中在关于男性收入对女性就业及收入影响的分析中，发现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实际上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这似乎和不平等分解中发现的男性女性收入的互补作用相反。如果可以用回归的手段提供关于家庭内部丈夫和妻子收入相关关系的分析，应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同时，如果可以利用不同的度量不平等的系数来检验文章中结论的稳健性，可以使文章提供的结论更让人信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刘岚在《城市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讨论了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度量，并通过经济变量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进行解释。研究老年人健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我国老年问题的核心之一，也是解决我国养老问题和老年医疗保障问题的关键。论文从健康自评、两周患病率、慢性病率、老年人日常生活功能（ADLs,IADL）角度来分析老年人同其他年龄群体的健康水平的差异性；其次，利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在上述描述统计基础上进一步用Sullivan方法分析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将健康自评、患病状况、ADL和IADL与健康预期寿命结合研究，可以较好地分析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再次，利用2000年老年人调查数据分析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将主要分析老年人生活方式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与老年健康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与其他年龄组人口相比，近年来老年人两周患病率与慢性病率呈上升趋势，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老年健康问题，关注离、退休老年人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于没有单位的老年人，尤其是其中的贫困人口，要加快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避免健康水平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基金造成的支付风险。

    扬州大学的张亚维的文章《博彩参与率与支出：来自中国海南的证据》利用海南省的博彩数据研究了影响博彩参与的经济因素。这是一项很新颖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婚姻、教育程度、对产品的信任度、对博彩业发展的态度和个人所处社会环境，对个体博彩的参与与支出决策有明显的影响，而收入变量中只有低收入变量与博彩参与有明显的关联。据此本文认为，博彩政策宣传与引导会有较大的政策作用空间，而一旦博彩参与率达到一定水平，它会生成一种正向循环刺激机制，且正是这种正向循环刺激机制，导致海南博彩的高参与率。

    议程的最后一篇论文来自河南财经学院的李利英。在《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国有企业生产率决定》一文中，用CASS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的主要改革措施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带来的竞争、国有企业参与利润的分配、企业内部激励手段的运用和产量自主权、投资资主权的获得对生产率的增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仅就生产率增长而言，在不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的前提下，靠决策权力的下放和利益的再分配及市场竞争的压力也能达到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