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闻：学术道德监督工作，坚持不懈严抓到底

在本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中，我们有幸对年会秘书长海闻教授进行了采访。在访谈中提到学术道德建设问题时，海闻教授言辞肯切，表明了一定要通过各高校经济类院（系）院长（主任）联席会和年会这样一种形式，把学术道德监督问题坚持不懈地抓下去的决心。通过逐步加大力度，形成广泛的学术道德共识，端正经济界学术风气，推动和保护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与健康发展。

海闻教授表示，目前不仅仅是经济学界，整个学术界对学术道德问题都有较高的重视，加强道德监督，反对学术腐败成为学界的共识。“共识已普遍形成，但更重要的，行动是什么？”对于监督工作的具体操作问题，海闻教授提出有两种办法，一个是依靠高校，各高校院长，但他本人并不认为这种形式更有效，并不把这一机制作为主要途径。“自己作为单位的人，自己要处理自己单位的人，不好办。而且谁在揭发检举，揭发检举出来后又如何，这个工作不好做。”因此必须通过第二种办法，那就是公共监督，创造舆论压力。这一工作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济学学术道德问题在第二次年会中提出，到本次年会，大家对这个问题达成更高程度的共识。

“首先，我们要推动和倡导经济学学术规范，从正面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其次，就是要鼓励揭发，进行公共监督，我们不做什么约束，但我们创造一种舆论压力；第三点，被检举揭发后要处理，而且要严肃处理。这个需要各个层面的支持才能得以更有效的事实；第四点，很重要，从学生抓起，从基本抓起。”

在谈到从基本抓起时，海闻教授特别强调了对学生学术学习和研究的严肃性和加强道德约束，提出对广大青年经济学子的希望。“我们作为学生，这个问题是一种道德约束，就好比偷东西，看人家偷东西你也要偷。我们要教育学生，不能够这样，即便是饿死，我也不能偷。”学生是中国经济界未来的中流支柱，在谈话中，海闻教授对青年经济学者不断进步的殷切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在各界对学术道德建设问题已形成普遍认识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做，而且是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在操作层面上需要有个持久性，我们现在要做，而且坚持不懈地去做，力度越来越大，力度越大，学生的积极性越高，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海闻教授反复强调了这项工作的持续性，对于他本人，“我不会、也不能够罢休，希望做这个事情能够找到一种共识，获得更多人的支持，然后我会再加大力度，抓的力度越大，对学生的鼓励就越大，我们的经济学发展前景就更光明。”

在谈话中海闻教授还表示了，关于把学界剽窃、抄袭、造假等现象称为“腐败”似乎不太合适，这是道德与道德约束层面的问题。在对问题已形成广泛共识之后，有关具体方法操作的问题，还有待今后各方面的协商合作共同确定。

在谈话过程中，作为记者的我们一直为海闻教授所做出的努力和决心而感动振奋。 “对于那些已被检举并已证实的抄袭、做假行为的，他们不做出道歉或认错行为，我是不会罢休的。”作为相关工作的负责人，海闻教授对经济学学术道德监督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海闻教授也做出了很大牺牲。被揭发的人或相关人中也许就有自己的朋友，学生，现在被公众网络中检举出来，怎么办？“如果相关人不做出道歉，停止剽窃行为，我就不能够、也不可以把这些网络上的帖子拿下来。”为此，海闻教授已得罪了不少人。海闻教授就是在顶着巨大的压力工作，在为经济学的明天，为经济学的后起者护航。

  学术道德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循序渐进的工作。这项事业因为有以海闻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有责任感的经济学人开始，站在他们老师身后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

海闻：中国国际贸易研究整体有所不足，南开贸易研究得到肯定。

对于各个高校整体的情况恐怕我要说我不是太清楚，我觉得从总体上中国的贸易理论发展并不快，我们转型的东西研究的是不错的，但是贸易方面，因为首先国内真正做国际贸易的学者比较少，大部分关注宏观呀、金融呀，但国际贸易方面，和国际相比较中国的研究比较少，特别有名的国际贸易方面的学者比较少，像樊刚教授是宏观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做微观经济的研究，周其人教授做制度经济学的等。相比较而言，我们南开大学的研究是很不错的，南开大学的国际贸易研究师资老师相对比较年轻，相对包袱较少，同时南开的国际经济起步比较早，能够紧跟本学科世界前沿的学术水平，引进国际先进的理论和方法。除此南开之外还有对外经贸大学的贸易研究也很不错。但中国整体贸易的研究还是有所不足。

中国经济学教学越来越规范，学生质量越来越高。

对于国经济学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教育状况我觉得进步很大，我们和四年前相比的话，教学越来越规范，而且学生质量越来越高。从这几年年会论文章的筛选，从第一年到今年仅仅四年时间，我们就发现论文水平有了大大提高。第一年，参院论文中我能够选出的好的文章数目是比较少的，现在呢，好的文章越来越多，这说明研究的整体水平在提高。但是呢，在转型过程仍然有一些问题，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是两套体系，这两套体系相互之间本身的融合还不是很完善，但是各位院长都比较年轻，思想都比较开放，对于今后经济学的教育和科研有很大帮助。

中国经济学教研改革意思观念已经不再是严重障碍，利益解决问题有待完善。

我们（CCER）当初是体制之外的，可是现在已经创造了条件有体制外转为体制内的。CCER当初就是体制外的，我们从第一个人开始就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他们根本对当时国内的东西不需要清楚，可以不受约束和影响。而且我们的体制从一开始就是新的，是北大的一个创举，这些人的工资、待遇、行动都可以和当时的体制不一样。当时的体制实在是存在很大限制，比如包括出趟差，一天大概只能报销几块钱，诸如此类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因为我们体制外十年的试验很成功，包括教育部部长周济到中心访问，他也表示我们的实验很成功，这种经验很值得推广。因为通过这种模式的先进和不同，使得成果就不同，当然周济部长不一定指对这种模式推广，重要的是我们的成果，我们的成果很好，这样只有二三十人，参加这么多学生，而且学生出去之后在单位的影响也很好，同时我们对政府的政策作了很多研究，他们都基本上对中心的成果很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要进行体制改革的话，理论上已经不成问题。这两个问题，要把一个经济学院做一些改革，第一重要的是观念的更新，第二个就是要解决好利益问题，处理好好各方面的利益问题，不能让他们下岗，如何解决好这类问题很重要。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这两个问题都存在，那么现在，通过CCER过去十年的改革，而且大部分老师都有出国学习经历，现在体制上、理念上已经不是严重障碍。现在剩下的障碍就是利益问题，一个老师要不要上班，要不要上课，上课和他的收入有什么关系。和上海财经大学的田国强院长相比，我们作改革相对要容易，但他现在和以前相比也已经容易，因为，以前我们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不被肯定的，但现在我们至少是被肯定了，既然被肯定了，他要可以按照我们这种模式改造他的事情，只剩下利益问题，意识认识问题已经不再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