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会场访谈录

12月11日下午 3：45-5：45 第四届经济学年会制度经济学专场第二场在经济学院第二教学楼305展开。本场共有四位学者就各自的入选论文向在座的师生作了简要介绍，他们分别是黄杰阳（福州大学）的《关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利益团体互动选择分析--兼论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不对称匹配》、姜建强（复旦大学）的《创新的合约选择与企业家精神》、梁雄军(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的《人力资本介入企业内部治理的实证分析--兼对相关利益者理论一个假设的验证》以及姚遂(华中科技大学)的《HRS的效率变化：一种不完全合约的观点》。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罗必良教授担任本场报告会的主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业良教授及福州大学周小亮教授作为本场报告会的评论人。本场讨论激烈，演讲学者与在座的师生学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就各入选论文在写作目的、研究方法、内容形式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交流，充分的体现了经济学年会为国内外学者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宗旨。

本场讨论结束后，记者抓住简短的几分钟时间，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业良教授进行了一个简单采访。

记者问：首先欢迎夏教授来南开参加此次经济学年会，不知您对南开的印象如何。

夏教授：南开大学我第一次来，很惭愧。南开的校园很大，而且很漂亮，有一点我感觉到，就是说，他的校园内有水，人说有水的地方，他就有灵气。大中路上两排白杨树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还有就是南开的建筑很有特色，比如今天的这个会场就很有艺术感。

南开对学者还是很尊重的，像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逝世，南开特设立灵堂悼念他，昨天晚上我们还集体去悼念了他。还有南开校园内有很多出著名学者和人士的雕塑，我觉得这种对学者的尊重是值得赞扬的。

记者问：经济学年会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届了，您对举行经济学年会有何看法？

夏教授：应该说，我是最初的在海闻教授的提议下直接参与经济学年会运作的人之一，当时经济学年会的章程的初稿及筹备方案还是我起草的。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规范起来，也就是说把西方或者说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体系引入到中国来。我们的这个经济学年会的模仿蓝本是美国经济学会，美国的经济学会每年开一次，美国的各经济学师生和学者都可以参加的，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年会，一方面普及了经济学方面的只是，另一方面就是说各经济学学者之间有一个交流，通过这样一种小的讨论或者说debate，达到相互学习，相互进步的作用。其次，在美国经济学年会召开期间，会有许多年青学者和博士生他们要找工作，年会就能给提供他们一个展示机会。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论文或研究成果在年会上向各院校、研究机构或用人单位进行展示，向其发出一种信号，，这是一种有效的人才资源配置媒介。

应该说经济学年会举行到第四届，我们的阵容是越来越大了大了。第一届才只有一百多人，到后来我们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经济学年会，就有五百多人参加，

而且是谢绝了许多人的参加会议，这其中主要是接待问题。这次南开大学实际上接待的人数大概400多人，其实也是存在一个接待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配套的措施和接待单位缺乏企业的赞助，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有限范围内的学者之间的交流，有人提议说可以将其扩大到企业范围或者说社会平面，但那样的话可能就不是一种经济学领域的讨论，而是形成一种社会化的活动。这样就可能带来很多副作用和困难，因此目前阶段可能还会需要有一些界限，这些界限，不是说你没有权利研究经济学，而是说，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通过网络的方式，通过在某些地方分别的召开某个专门的会议进行讨论方式。

我想通过这样一个经济学年会，一大批学生，包括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本科生，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一仰大师的风采，因为每次年会，我们都会邀请一大批国内外有名的经济学家学者来为我们做精彩的演讲。能够有机会和这些有名的专家学者面对面的交流，我觉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实际上就是形成一种氛围，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学生们能够知道规范的经济学研究，

从这四次经济学年会来看，的确每次经济学年会的论文数量一次比一次高，虽然讲每次入选都论文只有200篇左右，，但参选的论文每年都是增加的，而且总体的论文的质量还是上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经济学年会不但提升了经济学科研和教学的水平，同时还能构鼓励根多得人参与，而且现在一些副产品也出来了，比如说过去第一届只是偶尔有一两个出版社带了一两本样书来，现在有成批的出版社和媒体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中来，这样就使经济学年会不仅仅成为经济学圈内少数人的研讨，而且形成一种扩散效用，这种扩散效用可以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记者问：刚才有位学者在他的论文中谈到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您能就您的角度和我们讲讲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夏教授：今年二月份北京召开了一次西山会议。在会议上，杜先生在会议上说：当年他向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建议。一个是能不能给农民更长的土地使用权；第二个是能不能恢复农会，用农会保护中国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小平说可以试三年，但是不到三年六四就到来了，这个实验也就结束了。杜先生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中国改革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推进下去。前国家体改委的主任，安先生也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中青年去做了。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的私有制改革是一条必由之路，但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要取决于我们新的领导人改革的魄力和决心，以及内外的压力。但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