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劳动力与人力资源专场综述

　　本次年会的劳动力与人力资源专场共有分为两个部分，共有9篇文章入选。第一部分于2003年12月20日下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行，共报告了5篇文章。

　　来自河南财经学院经济系的樊明首先汇报了《劳动市场制度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文章的主要论点是劳动市场制度提高了效率，同时又限制了工人对工作时间的选择。他采用了一系列美国数据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工人的工作时间受产业平均工作时间的影响；相对女性，健康状况下降对男性工人的工作时间影响较少，而对劳动力参与影响较大，因为男性劳动市场对工人工作时间限制较大；时间的影子价格明显低于市场工资率有悖于工人对工作时间有完全的选择。最后，文章提出，过去所做的大量的关于工作时间的计量研究忽略了制度变量，主要从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方面寻找根据，要重新评价。评论人赵忠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提出了一些意见：首先，制度是劳动力供给不可忽视的因素；其次，在提出三个证据时，其计量的方法有待商榷；比如，劳动供给中的自选择问题，以及劳动供给决策应采用tobit模型，而不是probit模型；另外，在数据问题上，由于是横截面数据，那就无法把劳动供给决策中的跨期决策因素考虑进去。评论人陆铭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并特别指出文章的计量方法过于简单。

　　第二篇论文是何英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汇报的——《户籍制度对国内迁移的影响：1995-2000》。文章利用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首先估计了中国大陆各省市户籍制度的相对松紧程度，然后利用这一指标估计了户籍制度对于国内迁移的影响。在计量方法上，文章采用了一个两步法来纠正选择性偏差——首先是用nested logit模型来估计简化式（reduced form），然后用一个共同决策模型（joint decision model）来估计；同时在户口状况决定模型中，他把个人迁出地的特征作为识别变量，从而解决了部分可观察性问题(partial observability)。评论人赵忠教授首先肯定了文章的计量方法，接着提出后面所估计的户籍制度对国内迁移的影响取决于前面所估计的户籍制度的相对松紧程度指标，需要用不同的变量组合来验证它的稳健性(robustness)。陆铭教授则提出，现在研究迁移的时候，很多是基于家庭而不是个人来研究的，在文章中只利用了婚姻状况，可以在这方面加强一下。
接着，南京气象学院的门可佩报告了《中国未来50年人口发展预测研究》。文章中国人口发展为研究对象，根据最新统计资料应用年净增人口值建立灰色动态预测模型，对未来50年中国人口进行预测研究。 结果表明，到2004年底中国人口将不超过13亿，2010年为13.31亿，2020年为13.60亿，到2050年约为13.9亿，届时年净增人口不足20万，中国人口将基本实现零增长。在评论时，赵忠教授对此进一步介绍了劳动经济学中两个派别（简化式和结构式）的区别，并且表示他个人是结构式一派的。对于短期预测，简化式可能是很准确的，但在长期，经济结构会发生变化，预测准确性也会下降。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试想台湾突然宣布独立，文章中所预测的2020年人口数量肯定不是准确的。陆铭教授也作了类似的评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王格玮报告了《地区间收入差距与人口迁移决策――基于五普资料的研究》。该文利用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在计量上采取了NL模型避免了多元选择模型中过强的IIA假设，并用可以进行FIML估计的软件程序进行回归运算，以求取得更有效的结果。在回归结果中，他发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迁移距离和文化习俗都是人口迁移有显著的影响。通过对收入差距变动的模拟，发现1985-1995增加的模拟移民数量并不大，与实际移民数量的增加幅度有很大差距。这说明，90年代移民量的大幅增加还有如移民网络的加强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等其它因素。赵忠教授指出，每个决策者的61个选择过于繁多，需要考虑是不是一个最优的策略（strategy）。地区间的经济差别并不是特别强，因此不一定要细分到省级，可能分地区就已经足够。另外，收入差距对移民决策的影响可能根本就不是线性的，即收入差距对迁移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相对收入差距还与绝对的收入有关。最后，赵忠认为作者还需继续发掘新的贡献（contribution）。

　　复旦大学的封进报告的论文是《人口结构变动的福利效应——一个包含社会保险的模型及解释》。在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及随后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文章利用叠代的生命周期模型并考虑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考察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平均福利和代际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年轻一代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会导致平均福利的下降和代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人口结构变动对福利的不利影响；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则有助于缩小代际收入差距，但在人口增长率下降，而劳动生产率未能提高时，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使用的空间十分有限。文章还得出了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公共政策含义。赵忠教授认为，在考虑这类问题时，人口出生率是重要的内生变量，而文章中将人口出生率作为外生变量，这可能会影响文章的结论。并且，外生化的参数对计划生育的影响以及如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作用在文章中并没有得到详细的回答。

　　专题会场的第二部分于12月21日上午进行，共报告了4篇论文。

　　第一篇是日本国富山大学经济学部马骏的《对上海市和沈阳市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比较分析》。该文以上海市和沈阳市的下岗职工为对象，通过应用Hazard模型分析我们所收集的两个城市的下岗职工的调查数据,从而比较分析了影响这两个城市的下岗职工下岗期间的因素，探讨了影响两个城市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特征。文章发现，虽然年龄大的下岗职工持续时间较长,但是，如果具有长期的工作经验而工作能力，同时在下岗后努力寻找职业，也会较快地实现在就业。在场听众提出问题，针对下岗职工的定义，是否考虑了隐性就业问题？马骏认为这个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在问卷中也问了其他一些问题来尽量减少这个问题。

　　黄毅和王格玮的文章《劳动力市场管制改革对农村人口迁移的影响：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浙江省90 年代劳动力市场管制改革的实证研究,试图评估和讨论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农村人口的迁移的影响。模型部分使用difference- in-differences (DID)计量方法，结果发现城镇户籍改革并未实现改革的预期效果：城镇户籍改革并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移进城、提高农民收入和加快城镇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同时，指出政府无法通过改革户籍制度、规划“城镇”的改革创造市场需求，相反，由于“城镇户籍综合改革”受到地方政府行政规划和权力租金驱动，可能带来乡镇财政支出的扩大的消极后果。作者认为，根据经济的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中国政府继续放松、取消和改革各种限制私人产权的管制政策。但是对于改革细致的研究和良好的愿望都无法替代市场过程的自发秩序；各种以改革名义的政府行为的结果往往会带来危险的经济后果。复旦大学陆铭提出，文章是否考虑了各地的真实收入差距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忠对近年的中国迁移研究作了一个综述（《中国的城乡移民——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该文首先简述了中国五十年来人口迁移的特点以及迁移政策的演变与发展。然后分各个方面综述了近年来研究中国人口迁移中比较优秀的文献。文章发现由于各研究所采用数据的局限性，各个研究之间缺乏可比性，得出的结论也多有不同或矛盾之处。最后赵忠指出了今后中国人口迁移研究在方法和方向上的可拓展之处。

　　最后的一篇文章《货币补偿与控制腐败行为》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年轻的本科生柴桦报告。文章分析了在法治不健全、腐败监控不力的条件下，增加对政府官员的货币补偿是否能有效控制腐败行为。内在激励与外在货币补偿之间的关系在该文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得到了内生化。基于内在激励被货币补偿所“挤出”（激励挤出效应）的可能性，模型预测增加政府官员的固定工资会导致更普遍的腐败行为。而在政府部门中引入绩效工资（即使政府官员的绩效可以被有效观测），也可能因为“激励挤出效应”反而激化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