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三）专场于2020年12月6日上午8:30-10:40在北大汇丰商学院323教室举行。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厦门大学的吴腊梅博士，报告的文章为《人力资本扩张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升级》。研究围绕在高度专业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人力资本扩张在企业价值链位置升级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展开。
厦门大学的吴腊梅博士
在研究方法上，该研究采用始于1999 年的“高校扩招”政策对人力资本扩张进行识别，并且对美国1980 年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进行分组，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构建了微观企业层面的指标，从微观企业层面，发现人力资本扩张能够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升级。研究不仅识别了人力资本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还系统检验了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升级的作用机制。文章还讨论了异质性影响。
通过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推动了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位置的升级，在考虑了一系列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其次，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升级效应形成机制在于，人力资本扩张通过企业对外贸易中的“中间品进口效应”以及企业内部的“创新驱动效应”共同推动价值链位置升级。最后，本文还发现，人力资本扩张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的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人力资本扩张对国有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最大，外资企业次之，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最小；此外，人力资本扩张主要显著推动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升级。
文章提出四点政策建议。对于政府而言，需要继续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注重高等教育的质量。政府应该根据区域特征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实现人力资本与区域特征相匹配，最大化促进我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升级。对于企业而言，需要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特别是高技能的人力资本，大力激发创新这个“第一动力”。企业在加强人力资本建设的同时，需要做好中间产品、物质资本和生产要素等的配套工作。
现场观众对识别策略中人力资本扩张变量的可靠性提出问题，认为人力资本扩张变量应考虑服务业部门影响，并建议用微观人口普查数据来替换。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南开大学的方森辉博士，报告的文章为《数字并购与企业创新》。 文章研究了数字并购对主并企业产生的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在交易层面界定数字并购，在企业层面分析数字并购对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因果效应，并综合考虑了境内和跨境数字并购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对象涵盖中国的海外上市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全球专利信息。
南开大学方森辉博士
在研究设计上，该研究从企业创新数量和企业创新质量综合考量企业创新能力。基于现有研究将数字并购定义为企业为建设自身所需数字能力而进行的并购，主要为获取数字技术和服务或抢占数字市场。
研究方法上，企业进行数字并购并非随机，作为一项企业内部决策，仅有技术优势明显或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进行并购。PSM-DID评估数字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因果效应。以发生数字并购的企业为处理组（DMA=1），未发生数字并购的企业为对照组（DMA=0）。匹配过程中确保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在数字并购发生前两期的创新表现保持一致，并按4位码行业—年份分组匹配，以控制随行业—时间变化的共同趋势。
通过研究分析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数字并购显著促进了并购企业的创新能力,且相较于创新数量,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第二，境内数字并购对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都有提升,而跨境数字并购对创新数量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显著为正。第三，线上数字并购对并购企业在并购当期的创新数量及并购后期的创新质量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型企业在并购后两年获得的创新质量升效应更大但在其他方面与非数字型企业无明显差异;国有企业在数字并购完成之后的第T+2期,从数字并购中获得的创新质量提升效应更小。第四，数字并购可以通过增加知识存量产生的“知识协同效应”以及提升能力和盈利能力产生的“财务协同效应”共同促进并企业创新。
最后方博士提出，活跃的数字投资、积极的海外数字产业布局有利于破解当前中国式创新的“低质困境”，各级政府应注重对企业数字投资的引导与支持，降低财务负担给企业创新带来的负向效应。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抬头，我国需加速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数字投资与发展格局，在尽可能获取海外先进数字技术的同时又能充分调动国内数字创新活力，推动培养创新型独角兽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兰州大学的孙瑞，其报告的文章是《民粹主义、政治偏好与贸易政策选择——民粹主义如何裹挟执政党进行贸易政策选择》。论文研究基于全球贸易壁垒激增、民粹主义与贸易壁垒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等基础事实进行。论文研究主要内容为主流政党如何实施贸易政策、民粹主义对贸易政策的选择的影响、民粹主义是否会扭曲主流政党原有的政治偏好以及改变原有的贸易政策等问题。
兰州大学孙瑞
在主要研究变量的选择方面，贸易壁垒变量通过贸易壁垒覆盖率和受贸易壁垒影响的年贸易额与年总贸易额比值刻画，民粹主义通过民粹主义政党获票率来衡量，政策偏好变量为专家打分，资本劳动比为每万名工业制造业工人的资本存量。这些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失业率、进口增速、贸易赤字、贸易渗透率等，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第一，民粹主义的盛行显著影响着一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民粹主义越是盛行，执政党越倾向于采取逆全球化操作，提升贸易保护程度。第二，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进行贸易政策选择主要出现在右翼政党执政期间，对左翼政党执政期间的作用不明显；民粹主义的流行程度一旦达到30%-34%时，会扭曲右翼执政党政治偏好的作用，由贸易开放转向贸易保护。第三，在这一波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兴盛的浪潮中，经济冲击带来的左翼民粹主义盛行更容易裹挟执政党进行贸易政策选择。第四，民粹主义绑架贸易决策的机制并不因一国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出现异质性影响，表明民粹主义与禀赋条件之间彼此互相独立，共同作用于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
撰稿、摄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吴静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