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博士之星专场（一）于2020年12月5日下午13:30-15:00在北大汇丰商学院333教室举行。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秦妮，报告的文章为《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Entrepreneurship》（中国反腐败政策与企业家精神）。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秦妮
文章考察了腐败对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关系。通过构建Staggered DID检验，使用了一个准自然实验——中国的反腐运动（可能会外生地减少地方腐败）。
文章通过分析SAIC、CCDI网站、CSMAR的数据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反腐运动对企业家精神有相当大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在城市地区、信任度较高的地区和调查后判决过程较短的地区。该文章讨论了反腐倡廉运动产生积极影响的四种可能的机制：减少寻租、提高政府质量、创新带来的技术外溢以及缓解对非国有企业的资金限制。研究的结果对一系列基于不同规格和替代措施的测试是可靠的。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反腐工作的及时评估。
现场观众提出了一些问题和修改建议，比如，如何分析政策叠加（如万众创新的政策）的影响，还需要更多解释。企业家精神的内核是否还有其他更合适的衡量方式。由于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分析使用了上市公司数据，需要进一步分析上市制度改革的影响，此外年度数据可能不如月度数据更能支持文章结论，官员的社会网络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等。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陈熠辉，报告的文章为《政府推动型城市化提升了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吗？——基于“撤县设区”的实证发现与政策思考》。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陈熠辉
文章基于中国“撤县设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了撤县设区对域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数据取自1998-200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撤县设区数据来自中国行政区划网，创新能力以企业的年度专利申请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来度量，使用更为稳健的多时点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对域内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行政区划的改变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域内企业的创新活动，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要求；撤县设区会通过降低区域内政府的经济干预程度而有利于实现更大区域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被激活的市场机制更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源要素向非国有企业分流，从而对区域内的创新活动带来正面效应，也有利于提升该地区的创新活力。这一研究成果检验表明，政府推动型城市化通过迅速提升域内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强市-弱县型”和东部地区的改革样本中更为明显。
现场观众对文章和结论提出了问题和建议，如：政策可能不是外生，撤县设区是有选择的政策，文章还需要做更多工作；需要分析辅助政策，政策叠加的效果，探讨具体产生影响的政策；实证方法（随机）和结论建议（有选择地采取政策）有内在冲突，之前有研究证明撤县设区之后会增加腐败，因为省市级政府权力增加，这与第一位报告人的结论存在矛盾；专利的质量不同需要加权，只用数量不是很好的创新衡量指标。是否需要另外控制检验中的时间趋势；Hsieh and Klenow（2009）中的衡量资源错配的生产率指标是否符合文章的检验目的等。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陈璐瑶，其报告的文章是《企业创新、服务业开放与出口市场拥挤：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陈璐瑶
文章首先通过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诠释了企业创新通过提高市场进入成本门槛，减少相似企业进入可能性，最终降低产品重合度以及缓解出口拥挤的机制，并且考虑了服务业开放在这一机制中对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的支持作用。其次，文章首次在“企业-年份-目的地”层面计算出口市场拥挤度指标，从微观层面对我国出口市场拥挤度进行刻画，在2000-2007年海关数据库、专利数据库等数据基础上，就企业创新和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市场拥挤度的影响进行验证。
文章的结论表明：第一，企业创新程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在出口市场的拥挤度，并随着服务业外资开放，创新对出口市场拥挤的缓解作用得到显著加强；其次，相较于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外资开放水平的提升对企业创新作用的发挥支持作用更明显；同时，服务业外资开放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开放对于一般贸易企业、中小企业和发明型专利的支持作用更大。研究表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服务业开放水平对缓解企业出口市场拥挤、提升我国贸易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撰稿、摄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李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