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CHARLS 数据(二)专场于2020年12月5日15:30-17:00在北大汇丰商学院 417 教室举行。报告会由王格玮老师主持。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博士后杨鹏，报告的文章为《适老化设施与中老年人失能》。 文章研究适老化设施对老年人失能的因果影响。报告以厕所类型为例，利用2011、2013、2015、2018年的CHARLS数据，通过将老年人生活自理有困难和失能（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辅助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两个测度指标分别对厕所类型以及相应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包括OLS回归、固定效应回归以及根据城市户口以及年龄组别进行分组回归，得出以下结论：
- 厕所设施改善虽然不能降低上厕所和控制大小便的失能率，但能降低有困难比率；（作者同时提出，因为参照组不一样，这一结论未必正确）
- 厕所设施的改善对城市户口和年轻组别（50-59岁）的群体影响程度更大、更显著。基于这一结论，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出钱修厕所，报告人提出，下一阶段的研究将是对这一做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期间观众对厕所类型（户内、户外）的定义提出了疑问，报告人阐明这是由家庭自己报告，如果家里没有厕所则定义为户外。
报告后，基于新建/改造厕所可以减少失能的结论，评论人龚金泉对政府为什么要补贴新建/改造厕所进行了讨论，认为可能是因为私人成本大于公共成本。在场观众认为可能政策的出发点并不在于减少失能，而是美化乡村。龚老师进一步提出，固定效应回归是否能够解释因果关系，在场嘉宾提出还存在许多其他需要控制的作用渠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杨鹏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的赵锐，报告的文章为《我国中老年人收入分布及其变动》。报告着力于研究在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过程中，老年人是否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报告指出，当下鲜有数据反映老年人的真实收入状况，其与CHARLS数据库共同合作的这项研究希望能够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具体而言，本研究利用CHARLS这一针对45岁中老年人的全国代表性数据，研究老年人收入水平及其组成部分，考察其在城乡、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及差异来源。
报告同时指出，鉴于所有的住户调查中数据缺失不可避免，本研究的另一个目标是设计一套分级展开的缺失值插补的方案，对CHARLS各项收入数据的缺失值进行科学插补，而不是盲目地记为0。
报告最终统计出两类收入：受访者的个人收入和家户人均收入。报告基于前者得到初步的老年人收入分布，并且通过对各种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分析，发现中老年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养老金，并且从年轻到年老经历了工资性收入为主到养老金收入为主的转变。
西南政法大学赵锐
评论人龚金泉老师肯定了这篇文章的贡献，即发展出一套科学的插补程序，并在此基础上统计出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及各项来源。龚金泉老师同时指出文章的不足：首先是缺少私人转移收入以及房租收入；其次是插补程序中对所有的收入项目使用了同一套X变量进行预测，应该对不同的收入项目根据具体的决定因素有所区分；再者，文章缺乏插补前后数据的比较，无法评估插补的效果；最后则是农村人口中农业收入的占比极低，龚老师提出质疑。在场嘉宾围绕这四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在场观众还提出：如果缺失值太多，插补是否还有意义。赵锐老师及其合作者进行了回应：如果认同缺失数据是条件随机，即基于观测到的变量是随机的，则可以相信插补后的结果，插补并不改变分布。在场嘉宾提出插补后的效果如何需要独立的判断。
第三位报告人是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徐婧老师，其报告的文章是《健康检查与中国高血压知晓变迁》。报告主要着眼于中国高血压知晓率变化的内在机制。
报告首先指出研究知晓对于治疗和控制高血压的重要意义，但是现有研究缺乏对知晓率改变的内在机制的探究，并且截面数据中知晓率存在内生性问题。报告利用2011年到2015年的CHARLS面板数据研究中国中老年人高血压知晓率的变化机制和影响因素。与以往研究不同，报告对研究设计进行了改进，将样本分为2011年未患病、2011年患病并不知晓以及2011年患病并知晓三组，通过分组的动态研究得出了结论：（1）从全样本看，知晓率从2011-2015年显著上升，但是实际上是由于高血压患者的增加；（2）如果剔除2011年已知晓的患者，2015年的知晓率大大低于2011年的截面数据水平。
报告进一步对知晓变化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进行分析，发现知晓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农村显著低于城市，但是2011年体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知晓水平城乡差距。报告还研究了2011年未知晓到2015年仍未知晓对于样本的健康变量以及其他相关变量的影响，对照组是2015年没有高血压的样本。观众指出，与2015年知晓的样本对比更佳。
报告最后总结，未知晓既受个人生活习惯影响，更受到公共医疗服务尤其是血压常规筛查可及性的影响。建立类似于CHARLS体检这样的常规血压监控和筛查机制，有助于提高高血压知晓水平，降低城乡差异，同时在筛查过程中还应关注重点人群。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孟琴琴老师进行了评论：知晓研究中需要进一步阐明2011年未知晓组2015年仍未知晓的原因，并建议使用“诊断”代替“知晓”。同时，孟老师指出（1）知晓率影响因素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知晓率也会提升，研究中如何控制时代变化的影响作用；研究知晓的影响因素时把未知晓作为对照组更佳。（2）回归模型结果解释的问题：越有不健康行为的人，越容易患病，而且越不容易被诊断，根据现有的回归模型结果，无法明确说明健康检查与知晓水平变化之间的关系。（3）健康行为变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文章的分析结果似乎是研究了健康行为与2015年是否得到诊断的关系。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徐婧
第四位报告人是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赵旭东，其报告的文章是《个体异质性、养老保险参量与中国居民家庭财富代际转移行为研究——来自于2018年CHARLS数据库的经验证据》。
报告基于财产不平等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的现状，提出财富代际转移可能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报告主要研究不同特征家庭在养老金制度下的财富转移反应行为以及无养老金保障情形下的反应行为。
报告对财富转移现状进行了统计，发现转移量逐年增加，总体呈现向下转移倾向，向上转移不足，并且年轻一代接受其父代转移规模最大，年轻个体财富禀赋受家庭因素影响较强。
报告以OLG模型为基础，在确定个体效用函数时认为函数形式应该为嵌套形式，财富转移行为应该内生进函数中。并且考虑到社会关系、社会地位因素方面，传统科层文化下重地位轻金钱嬗变为追逐金钱以彰显地位。
报告进一步对财富转移过程中的平均处理效应进行检验，采用PSM估计，分别对全样本以及异质性样本进行了分析。同时还检验了有养老金组以及没有养老金组资产变化对财富转移行为的影响。
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赵旭东
龚金泉老师进行了点评：PSM不太可能得到因果的结论；利他和交换动机是混合的，关键是哪个占优，文章实证结果看，二者占优都支持；养老保险是财富，也是收入。
撰稿、摄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黄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