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政治经济学专场于2020年12月5日下午13:30-15:00在北大汇丰商学院227教室举行。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黄天宇博士，其报告的文章为《暴力风险与合约选择：基于近代东北乡村社会匪患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报告利用我国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合约数据，系统性选择了农业用地租佃合约为主要研究对象。
黄天宇
通过研究分析，黄天宇博士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无论是暴力风险还是自然灾害风险，都对农地租佃合约选择有显著的影响。风险越大的地区，合约双方更倾向于选择可以共同承担风险的分成合约，从而在实证上支持了经典的风险分担模型。其次，风险越大，地租率越低。此外，合约类型对东北地区最主要的5种农作物的生产率也有着显著影响，即分成租佃合约下的生产率显著低于定额合约，这与“马歇尔无效率”的结论相符合。
黄天宇博士从风险-激励权衡模型出发，指出相应的实证证据还无法得出清晰的结论，风险是否是导致人们使用分成合约的主要因素之一，仍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目前对农业合约中风险的研究，集中在灾害、作物与技术风险上。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由犯罪活动带来的暴力风险（如土匪抢劫活动），也可能会对农业租佃合约的选择产生影响。但是截至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
文章的主要发现分为三个方面。在合约类型选择方面，不单是自然灾害，由土匪活动引起的暴力风险也是影响农户合约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当暴力风险增加时，主佃双方签订分成租佃合约的概率水平越高，即利用治安评价等级衡量的暴力风险每增加一个等级，主佃双方签订分成租佃合约的概率增加10%。在合约结构方面，随着暴力风险的增加，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分成合约来分担风险，因此地主愈发需要提供地租率更低的分成合约来吸引佃户：实证发现治安等级每恶化一个单位，分成合约的租率平均下降1.4%。在生产率方面，分成合约下的生产率显著低于定额合约，存在“马歇尔无效率”现象。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倩博士，其报告的文章为《廉政建设与政府信任的结构——基于新冠疫情下公众捐款数据的分析》。文章介绍了疫情期间红会危机的发生和修复，并以此为背景来研究廉政建设与政府信任的关系。
张倩
在2020年1月30日到2月1日之间，湖北省红十字会的抗疫物资使用情况引起了众多质疑，引发了群众对红会的信任危机，在之后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回应公众的关注。由于中国的红十字会属于国家机构，所以对于红会危机的修复属于廉政建设的范畴，同时公众对于红会的捐款数据则可以作为对于政府信任程度的量化，张倩博士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研究。
文章的数据来源是张倩博士在政府网站、微博、微信和新闻报道中收集的接受捐款和支出，回归方法采用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廉政建设会使得捐款总额增加，组织捐款总额增加，但是个人捐款总额的系数则为不显著。这说明组织对于政府廉政建设的反应会更强烈，而廉政建设很难修复个人对政府的信任。此外，回归结果还显示大额捐款对于捐款总额的影响更大，无论是就个人捐款还是组织捐款而言。
文章最后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危机的发生和修复都对捐款总额有促进作用，尤其是组织而非个人起到的作用更大。一次腐败和反腐败并不会立刻改变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但是组织具有更快的反应速度。第二，捐款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大额捐款的增加，而不是捐款人数的增加。信任的来源主要是少部分人的高信任，而不是更多人一般水平的信任。
黄天宇博士提出问题：体制内国企和机关会不会应政府要求捐款？如果会，那么组织捐款增加可能并不是出自于信任的修复。张倩博士表示会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禹心郭博士，其报告的文章为《民营企业家政治关联、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文章研究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是否会对创新研发产生挤出效应、降低投入？企业获得政治资源后，是否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会否损失市场对组织创新的激励，抑制了企业家精神？
禹心郭
政府掌握着关键资源和生产要素，以及对于市场活动的分配和管制，企业可从中获得寻租机会，并谋求更多的超额收益。就民营企业来说，在生存中需要依赖政府资源，而政策走向又塑造了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选择建立和维系政治关联，是减少不确定性的一种有效路径。获取政府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企业的寻租行为，特别是法律制度约束较弱的地区，在国家层面上对补贴的准则和监管弹性较大，而地方政府对于制定补贴的发放标准却拥有很强的自主性。这是文章的研究背景。
本文使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研究。文章结果显示：若民营企业存在政治关联，会使得企业一年的创新研发投入金额增加约0.4%。无论民营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是高或低，拥有政治关联都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政府补贴。产权制度对于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之间的负向挤出效应比制度环境整体的影响更大，产权制度是诱发这一挤出效应出现的主要且重要的因素。契约制度并不会对企业获取政府补贴产生影响，在政治关联与政府补贴的关系中也不存在调节作用。
文章最后得到以下结论：民营企业家的从政经历及其政治关联确能较大幅度地提高民营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可能性。制度环境在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产权制度是此影响机制的主要作用因素，契约制度对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无太大影响。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政策上将不断完善制度环境和契约环境，文章建议民营企业可以降低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更多地投入研发活动，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在场评论人提出曾经担任过政府职务的情况也会存在政治关联，而文章中并没有涉及；政治关联没有就代表委员和政府官员作区分；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已经在现有文献中有了相关研究？禹心郭博士表示就这些问题将会认真完善论文。
撰稿、摄影：朱柏如（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