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宁夏大学专场于2020年12月5日下午13：30-15:00在北大汇丰商学院325教室举行。报告会由宁夏大学的张会萍老师主持。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宁夏大学的东梅老师，其报告的文章为《传统三阶段与改进三阶段DEA模型效率比较研究——以陕青宁精准扶贫为例》。报告先介绍了传统DEA和改进后的DEA算法的差异，随后以陕青宁地区为例，比较了两种算法的准确度，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
东梅
报告以陕青宁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为例，比较了这两种方法的原理与实证结果的差异，研究发现：在评价对象内部存在差异时，Meta-frontier改进三阶段DEA模型的估计结果更精确。本研究为绩效评价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研究共有如下结论：
第一点，两种方法的原理不同。（1）在第二阶段都采用了SFA方法回归，从而对第一阶段得到的目标投入值进行修正；（2）与传统三阶段法相比，改进三阶段法考虑了被评价单元的个体差异，将不同单元放在不同前沿下映射投影，得出效率值。
第二点，两种方法估计精度不同。实证结果表明：（1）与传统三阶段法DEA相比，在充分考虑到陕青宁贫困县地域差异、政策扶持力度等因素后，没有以单一前沿的距离判定不同区域是否有效，因此，改进三阶段法的估计结果更精确；（2）由于改进三阶段法解决了传统三阶段法在第二阶段调整后的投入值与原值相差较大的问题，因此其第三阶段评价结果更精准。
第三点，两种方法适用情况不同。在实际应用中选择传统三阶段还是改进三阶段模型，取决于评价单元的个体特征：如果评价单元存在差异，建议选择改进三阶段法；如果不存在差异或者差异不大，可以任选其中之一。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宁夏大学的王冬雪，其报告的文章为《易地扶贫搬迁有土与无土安置方式下的减贫效应研究》。文章介绍了宁夏地区的扶贫措施和制度背景，并基于实地调研的数据，采用回归方式评价了该地区的扶贫措施效果。
具体而言，研究问题如下：易地扶贫搬迁是否改善了建档立卡户的收入水平、缩小了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基于“无土安置”与“有土安置”的差异化安置是否带来减贫效果的差异？影响差异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王冬雪
文章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对安置群体的家庭总收入提升效果均不明显，但无土安置显著提升了移民务工收入。从总体来看，搬迁使贫困移民生计成本负担加重，移民脱贫滞后于易地搬迁，移民陷入“新相对贫困”风险依然较大。“无土”、“有土”安置方式使搬迁群体收入来源与结构、生计成本负担呈现分异：无土移民受制于腾退土地的约束，家庭收入趋于单一，农村到城市的生计空间迁移使生计成本负担明显加重；有土安置群体延续“半农半工”的生计策略，收入来源与结构、生计成本未发生明显变化，但标准化的产权分配政策限制养殖业增收。
基于此，文章建议，（1）建立长期动态跟踪反馈评估机制。应重视考虑搬迁扶贫效果的时滞性，在2020后搬迁时代应保持扶贫措施稳定过渡，继续落实扶贫搬迁补贴补助，依据安置区就业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加强移民技能培训与职业教育，依靠人力资本提升激发移民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相互作用的潜力以稳定增收。（2）建立防范和化解搬迁户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防止差异化安置导致的移民资源要素错配，鼓励劳务移民按需自主决定耕地承包权，在有土安置区适当增加移民耕地分配，满足具有种养殖能力搬迁户的生产诉求，稳定收入来源多元化。对失地无土移民按照合理种养殖机会成本实施精准补偿，防止补偿标准过低形成新的群体收入差距和造成次生贫困。（3）建立完善的移民安置方式分配识别机制。将家庭抚养负担、收入基础等指标纳入安置方式识别分配，依据家庭发展能力的综合判断，合理引导移民安置方式分配。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宁夏大学的李鸿雁，其报告的文章是《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支农政策脱贫增收效果评价》。文章主要集中探讨了各类财政支农扶贫措施对不同贫困程度、不同收入来源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脱贫增收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文章通过将受访者扶贫后的收入与是否接受扶贫措施作回归，寻找最优的扶贫措施。
文章发现，各类财政支农措施都会对贫困户脱贫增收起到正向的积极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同。其中，财政补贴扶贫措施的增收效果最明显。各类财政支农措施的脱贫增收效果具有区域差异性和收入来源异质性。其中，财政补贴扶贫措施的脱贫增收效果在深度贫困地区最有效，金融扶贫措施则在非深度贫困地区效果显著，而产业扶贫措施更能帮助以务工为收入来源的农户家庭脱贫增收。
李鸿雁
现场听众对文章的方法提出疑问，认为扶贫措施的效果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显现，建议在回归中加入滞后项。这一建议引起了现场师生对扶贫措施效果的讨论，取得了良好的互动效果。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宁夏大学的杨国涛，其报告的文章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选择》。文章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中国的乡村发展战略从消除贫困转变到乡村振兴战略，除了从财务上消除农民的贫困外，还需要在经济上发展乡村产业；从公共治理上改进乡镇政府的运行模式，赋予乡镇政府的一定的行政自由度，以充分调动当地政府的积极性；从文化上，发展多元、积极向上、文明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杨国涛
撰稿、摄影：陈永乔（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