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下午，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新结构经济学专场（二）在北大汇丰商学院519教室举行。
第一位论文作者是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小茜教授，由研究生王志伟作论文展示报告。报告的文章为《隐性担保、信用利差与投资水平——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下地方融资平台的新证据》。
王志伟
文章从政府担保对金融市场的作用、深化金融结构性改革、推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等方面阐述了研究背景。通过考察债券发行利差、企业行为和隐性担保之间的关系，作者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尽管中央对城投债不断加紧监管，但还是无法降低隐性担保。其次，同时期，43号文与“一带一路”愿景是两个外生冲击。43号文发布后，城投债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债券投资增加；“一带一路”愿景提出后，政府干预刺激投资扩大。同时，文章指出，在中欧班列主要铁路枢纽节点上，城投债的投资上升，中欧班列对投资的拉动有效范围为300公里。
文章的贡献包括：第一，已有文献大多从“一带一路”政策对宏观环境或者贸易水平等国际层面的影响比较分析，本文着重于省级、地市级层面上“一带一路”对微观层面融资平台投资的影响，并引入中欧班列的细节特征追踪“一带一路”的影响机制。第二，作者发现了隐性担保的结构性变化，即43号文实施后，LGFV的隐性担保反而增强，“一带一路”战略赋予市场良好的预期。
评论人为来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颜建晔。在提出文章诸多优点的同时，颜建晔指出，文章包含了多个具有较大信息量的主题，其联系不够紧密，建议写成单独主题的多篇文章。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的武祯妮，报告的文章为《中国省域污染产业空间转移治理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武祯妮
文章使用了静态和动态杜宾模型，实证结果显示：首先，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发达地区的高污染产业伴随着产业承接转移到经济状况相似地区或是资源禀赋互补的欠发达地区；其次，强制型环境规制工具能够弱化污染产业集聚，同时会加速污染产业溢出；最后，东部和西部地区两种工具效果均显著，但是西部地区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效果最好，中部地区两种工具效果均不显著。
最后，文章对以下方面进行了展望：第一，从地区的环境要素禀赋出发，建立环境规制工具-环境要素禀赋结构-污染产业空间转移治理的研究框架，探讨三者间的影响机制，系统把握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细化研究对象，从地级市或城市群角度切入，使研究结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并对政府环境治理效果进行科学评估。
文章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结合两种环境规制工具的作用效果，为验证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是导致省际污染产业空间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提供了证据。第二，将运用环境规制工具的角色分别定位于政府和企业，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识别出政府和企业环境治理下的资源配置行为对污染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及作用。第三，根据两种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聚集度的影响作用，探讨由环境规制造成的污染产业空间转移的区域异质性，为区域进行污染产业转移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评论人朱欢对文章中如何体现新结构经济学思想提出了疑问，同时认为文章中几个假设之间的逻辑有待进一步严谨，并探讨了是否可以考虑相对环境规制和影响机制等问题。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朱欢，报告的文章是《经济增长、能源结构转型与二氧化碳减排》。
朱欢
文章基于能源结构转型、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经济增长与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只有当一国（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换言之，在研究期内只有当人均GDP超过9798.651美元时，经济增长才能促使清洁能源的转型。二氧化碳排放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国（地区）二氧化碳排放越多，越有倾向实现能源结构转型。第二，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通过计算拐点发现，只有当人均GDP超过15019.43美元时，经济增长才能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显著下降，但是清洁能源的使用尚未达到减排效应。
文章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现有文献大多考虑经济增长、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减排两两之间的关系，缺乏了将三者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给予分析。事实上，这三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仅考虑某一种关系，将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因此，文章采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从而克服以上文献的不足。第二，已有文献大多考虑经济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重新审视经济增长、能源结构转型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第三，已有文献多数基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数据进行经验检验，而本文基于1990-2018年间67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不仅涵盖了发达国家（地区）的数据，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这样可以让文章有效识别经济增长对能源结构转型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发展阶段特征，使得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评论人武祯妮教授指出，文章表2中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结构的影响缺乏相关解释；研究方法上，两两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可以再进一步检验和讨论；政策启示应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来细化实现路径。
撰稿、摄影：周逸洲（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