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下午，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CHARLS专场（一）在北大汇丰商学院417教室举行。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西北大学的翁宇雷教授，报告文章为《Fertility History and Health in Later Life》。
翁宇雷
人们通常猜测，年轻时有过生育的个体在年老之后可能比没有生育过的个体的健康状况更差。为了衡量人们的健康状况，作者构建了一个健康损害指数，涵盖了诊断疾病、自评健康、生活自理、精神健康、体检数据五类指标，又细分为39个子项目。
作者引用了健康资本理论，即个人会获得一定的初始健康积累，然后随着年龄增长，这些积累会增长或损耗。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后期的生命历程事件会弥补先天的健康缺陷。而本文的主旨在于讨论生育对于生命历程事件的影响，主要影响因素来自以下两方面：
一是教育，如果不接受高等教育，人们普遍会选择早婚早孕；二是照料，如果选择晚育会导致照料子女和照顾老人互相冲突，即“夹心层”
作者的结果显示，无论从OLS回归还是工具变量回归，生育的子女数量越多，初育年龄越低，生育对于健康损害越大。在稳定性检验中，作者认为生育变量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选择初婚年龄和第一胎性别作为工具变量，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其结论与OLS回归一致。
王亚芳教授在点评时指出，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构建了健康损害指数，全面评判个体的健康水平，而且对于影响生育的内生性及工具变量的讨论也具有新意。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福建工程学院的杜兴艳，报告文章为《亲近还是疏远：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研究》。
杜兴艳
作者介绍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对农村养老问题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问题研究的背景源于中国老年人自杀率是总人口评价自杀率的5倍，而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虽然有新农保保障其物质生活，而在精神上缺乏子女的感情支持。
基于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教育效应，作者讨论了新农保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影响，其数据来源于CHARLS数据库。关键因变量是家庭代际情感支持，该变量主要用于表征子女对于农村父母的情感支持行为，诸如电话、短信联系等，而关键自变量为是否纳入新农保。
作者研究指出，相对没有参加新农保的个体，参加新农保的个体可以获得更多的子女代际情感支持；收入低、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参加新农保更加能够增强其代际情感支持。作者建议，要扩大养老保险商业化运营，鼓励扩大农村居民按高标准参保，针对高龄、身体欠佳农村父母等特殊人群更加精准的政策支持。
王亚芳教授对该文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参加农保对于子女代际沟通的频率有影响？其内在的逻辑链是什么？并指出了问题所在：因变量的选择上要剔除与父母居住在一起或与父母互为邻居的个体，否则将引起严重的样本选择问题。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的李皓，报告的文章为《新农保缴费中存在同群效应吗？——基于CHARLS 2015的实证研究》。
李皓
新农保实施多年以来，很多个体都没有走出“象征性”缴费的怪象，大部分新农保缴费都处于100元及以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选择新农保的低缴费，其中是否存在同群效应？
作者使用了CHARLS(2015)数据，共计4844个样本点，其关键因变量为新农保缴费档次，关键自变量为同群效应，同群效应具体计算方法为同一村庄、同一家庭内，除参保人i之外，其他人的平均新农保缴费金额。作者运用了多种方法，诸如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法、广义矩估计等，都证明了同群效应显著影响新农保缴费金额。
此外，作者还研究了示范效应对新农保缴费的影响。在农村的村落社会中，年长者和文化学历较高的人具有“示范者”的作用，作者构建了两个示范效应的变量：同一村庄内，50岁以上的参保人平均缴费金额除以该村庄内年龄在40岁-50岁之间参保人的平均缴费金额，以及同一村庄内，小学以上学历的参保人平均缴费金额除以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参保人平均缴费金额。这两个变量证明了在同群效应中亦存在一定的示范效应。
王亚芳教授指出，多年以来新农保的缴费一直都是大部分100元以下，之前有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运用经济的角度，认为缴费100元最划算，所以大部分个体做出了理性选择。同群效应则是从行为组织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选题很好，但是文章对于异质性的检验仍有待完善的地方。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武汉大学的屠娟，报告的文章为《商业医疗保险是否影响中老年人的幸福感？》。
屠娟
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仍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甚至还面临医疗费用增长快、社保支出压力大、医疗保障程度偏低且医疗资源调配不充分等问题。尤其对于中老年人这类“疾病多、病情重”的多发群体，医疗保险可以减轻未来可能的医疗负担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并有效缓释健康风险的冲击，产生一定的幸福效应，从而有效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而不充足的医疗保障可能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幸福感。
根据CHARLS(2015)的数据，57.73%老年人无法用医疗保险报销就诊费用，其中商业医疗保险报销的占比非常少。本文以CHARLS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了商业医疗保险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的关键因变量为幸福感，来源于三个分指标：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关键自变量为是否参加商业医疗保险。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受访者所在城市的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作为是否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工具变量。经检验，该变量符合有效工具变量的条件：与是否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这一变量高度相关，但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不直接影响中老年人的幸福感。
作者展示了OLS回归、Oprobit回归和工具变量法回归三种方法的实证结果，并得出主要结论：商业医疗保险对中老年人的幸福效应是存在的且是正向的，即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升中老年人的幸福感。在分样本中，商业医疗保险的幸福效应在男性中老年人和城镇中老年人中非常显著，但在女性中老年人和农村中老年人中并不显著。
王亚芳教授指出，日常生活中，人们生活、工作、求学等事情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而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证明这件小事带给个体幸福感，并建议作者进一步挖掘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且幸福感较高的那组对象的详细特征，这样才能对本文的逻辑有更深的验证。
撰稿、摄影：毛子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