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国发院政治经济学专场（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地方财政金融）于2020年12月5日下午在北大汇丰商学院227教室举行。
第一位报告人是硕士研究生玄威，报告论文为《财政压力、债务用途与城投债扩张》。
玄威
玄威从大方县的案例出发，指出预算内资金与融资平台债务在现实中是紧密关联的。面对减税、化债、保障支出这一“不可能三角”,当地方政府财力紧张时，融资平台可能会发行更多城投债用于再融资。已有文献能够解释2014年以前地方财力和城投债规模同时上升，但无法解释2016年开始地方财力下降，而发债规模继续上升。玄威研究认为，“营改增”全面推广带来的财政压力导致了城投债发行显著增加。2016年改革之前营业税归地方，增值税75%归中央，而在改革后营业税全部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则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因此改革前营业税收入越多，在改革后财力损失就越大。这就是城投债规模扩大的原因所在。文章提出政策建议，应当适度增加地方财力水平，防止地方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央应致力于帮助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评论人徐作愚认为该论文体系严谨、贴合实际，不足之处在于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例如可能是产业结构原因导致营业税比例高，而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财力冲击。
第二位报告人是博士研究生黄北辰，报告论文为《环保督察与企业信息披露——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黄北辰
文章以2015年1月-2017年12月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回归加广义双重差分的实证方法，用负偏度作为信息披露指数的代理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在环保督察组进驻某省后，该省内的上市公司在短期内显著减少了对于负面消息的披露，然而这些公司的经营行为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同时，第二产业、政治关联强的民营企业以及拥有“坏”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司，这一效果更为显著。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公共政策的监管、实施和金融市场的信息传递具有一定的联动机制，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的多维度变量，督促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不可割裂的两方面。
评论人胡佳胤认为该论文切入角度较好，结论令人信服，除了可以用崩盘统计量来代表信息披露程度外，可以尝试采用发布公告数量和内容等直接指标。此外，可以进行双重差分分组，重点研究公司表现对政府干预更为敏感的企业，或者营收、业绩与环境污染更为相关的企业。
第三位报告人是硕士研究生欧德赟，报告论文为《地方发展压力与城商行的土地抵押贷款》。
欧德赟
欧德赟在文章中探究了城商行发放土地抵押贷款的行为，发现城商行贷款的抵押率显著更高，且该效应存在异质性，在中西部、地方融资平台、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中更加强烈。他指出，城商行的这种信贷行为可能受到地方发展压力的影响。同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抵押贷款下降，甚至其贷款行为还会受到政治周期的影响。
评论人胡佳胤认为该论文整理了2007～2017年间30万宗土地抵押信息，构建了一个新颖的微观数据集。下一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继续探索：本文主要对比了城商行和非城商行的行为，非城商行内部还会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可以进一步研究；国企、民企面临不同的抵押物约束，国有银行偏好给国有企业贷款，且大多为无抵押的纯信用贷款，而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则会依赖于土地和房产的抵押，在论证政府官员干预对宏观信贷资源分配的影响是否存在后，可以进一步探索此类影响“是好是坏”。
撰稿、摄影：朱柏如（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