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发展经济学专场（二）于2020年12月5日下午15:30-17:30在北大汇丰商学院331教室举行。
魏思超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的魏思超，报告的文章为《疾病传播、劳动供给和经济增长 —— 公共健康支出研究》。
魏思超和合作者使用刻画疾病传播动态过程的流行病学SIS模型和刻画经济增长的世代交替模型，构建了疾病传播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态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公共健康支出控制疾病传播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研究发现，模型存在两个稳态点，分别代表疾病消失和疾病地方性流行；两个稳态点的相对位置决定了经济和健康的长期趋势。流行病学参数和经济学参数都影响经济和健康的长期趋势。公共健康支出控制疾病传播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两个目标取决于疾病流行的长期趋势。
基于上述结论，研究者提出：仅基于模型稳态确定公共健康支出规模可能会误导政策制定者；仅通过公共健康支出政策无法彻底消除感染强度较高的传染性疾病；在传染性疾病传播过程中，流行病学和经济学因素都发挥作用；构建强大的公共健康卫生体系不仅事关人民健康，而且涉及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一脉相承。研究体现了融合流行病学和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魏思超与参会学者就疾病传播对公共支出的反向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
赵佳佳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赵佳佳，报告的文章为《创业有益于健康吗？—— 来自CFPS2010-2018年追踪调查的证据》。
研究认为，在中国情境中，创业显著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但对生理健康具有显著消极影响。该影响会在创业类型、性别、年龄等维度具有异质性。就心理健康而言，生存型创业、农民创业、女性创业、中年创业中具有更为显著的健康促进作用；就生理健康而言，创业在各个子样本群组中均存在消极影响。
作者认为，创业主要通过提高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有益于心理健康。创业通过增加个体工作时间，减少睡眠时间，以及提高个体外出就餐概率（导致肥胖），进而有害于个体生理健康。
报告人与参会学者就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翁明芳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福州大学的翁明芳，报告的文章是《数字经济政策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研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方法，基于2012-2019年中国20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数字经济政策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方面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即平均政策效应存在且显著为正，而数字经济政策的产业结构高效化作用则不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研究者提出：平均政策效应肯定了数字经济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存在价值，因此各级地方政府要能真正从明确产业发展方向、稳定产业秩序、能更好发挥市场竞争作用的角度出发来制定数字经济政策；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必须意识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存量领域数字化转型和新兴增量领域趋势化战略的重要性；各级政府应根据地区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切勿盲目因竞争赶超心理制定和出台不适应本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的相关政策，“揠苗助长”更易引发产业结构问题。
报告人与参会学者就识别方法的假设检验、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朱文博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朱文博，报告的文章为《越“数字”越“清洁”？—— 基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考察》。
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字化变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占总创新产出的比重，促使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加“清洁化”。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信息集成效应以及知识整合效应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偏向性的激励，从而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方向。在环境规制力度较强的地区，企业的数字化变革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激励效应越大。对于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数字化变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大。企业数字化还有助于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开展协同创新。
报告人与参会学者就工具变量的选择、企业特点的刻画、专利作用的滞后效应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摄影：黄錞子（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