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1]]
2004年12月12日下午中国第四届经济学年会在南开大学胜利闭幕。在闭幕式之前，年会记者组就经济理论人才的教育模式与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采访了国内知名学者张维迎教授。
问1：当前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与国外主流经济学的差距有多大，我们现在是否有一个切实的方法去弥补这一差距？
张教授：当前存在差距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师、二是课程设置、三是教育方法。特别是后者，在国外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启发学生，在问题中、在项目中培养学生探讨学术的兴趣；在过去十来年中，中国经济学的教育进步是十分迅速的，国外的先进理论、教材不断被引进，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最薄弱的环节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如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涉及的课程设置比较多，仍然是老师“满堂灌”的模式，老师上课所讲授的内容不需要学生预习，学生要是预习了也就不需要老师上课讲了；但国外的情况则不同，学生为了听明白老师的讲课内容需要预习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老师的讲课内容仅是概括性的总结与深化，但考试的范围却不仅限于上课讲授的内容。如牛津大学的课程每周只有一个、二个小时，而国内的核心课程每周要达到三个小时以上，课程量十分大，反而造成了学生的依赖心理。
问2：对于当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一般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要求学生厚积而薄发，先打好理论功底，而不急于出学术成果；其二是要求学生尽快进入科研，进入项目研究，您对两种观点有何看法？
张教授：我自己不主张学生在研究生阶段去发表很多东西，因为发表的东西要求比较成熟，而研究生阶段主要还是培养能力，一个学术成果的产生需要一个长期的研究规划。而研究生在这方面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理论基础。过多的关注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发表的论文也没有太多的意义。在国外，论文出来之后一定要有贡献，博士的论文产生也要达到publishable的水准，这也并不等于一定要去发表。现在，北大的研究生培养正在淡化这方面的要求，目的还是为了培养能力而打下基础。
问3：经济学可是说“社会科学的皇冠”，那您如何看待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
张教授：首先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不仅限于我们研究的经济学现象。同时，它也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不同社会学科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也是在不断的竞争，哪门学科对于该问题的解释力比较大，它的思想就越来越来拥有话语权。对于经济学来说，它的假设比较powerful，数学推理的逻辑过程比较严谨，相对而言研究方法比较成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家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这不是仅靠数学推理可以完成的，更要经济学家对于历史、哲学、法律等方面的内容都有相当的了解。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也是非常艰苦、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市场是以“一只无形的手”为指导，这里也好像有一只手在指导着你，也许现在看来你比较困惑的问题下一本书就会给你答案。
问4：现在很多的国内经济学家都是具备理工科研究背景，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教授：在国外很多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本科的经济学背景出身，本科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博雅”教育，培养的是个人的修养与情操。教育也是分层次的，高水平的大学对于学生的培养也更为宽泛与全面。只有在宽实的基础上，才可能对某一领域有更高的建树。于是在这样的要求下，具备像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研究背景的人才，转向其他学科的研究也就更为容易一些。
问5：您对产权、治理与竞争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或是互补关系？
张教授：对于产权与竞争的问题我以前也做过相关方面的研究，如果产权界定不清楚，竞争越激烈负效用可能越大，如我们的很多国有企业进行“价格战”，产品价格低于成本，原因就在产权界定不清楚。产权的意义在于使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产权是最基础的治理结构，是最一般也是最重要的激励机制。改革的过程不能绕过产权制度改革这一环节。这里不是互补关系。
当然，最初的产权配置不会使所有的交易成本全部内在化，这样就需要另外的调节去约束它，就像治理结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问题，公司治理的目的是企业价值最大化。所以在法律上对于小股东也有一些行为的限制，一方面大股东不侵害小股东，另一方面小股东也不能侵害大股东。在竞争当中，哪一种治理方式能生存下来就是哪一种治理模式能使公司价值最大化。当然在治理模式的转化过程也是一种“卡尔多改进”，是一个双方谈判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可能高额的交易费用阻碍了谈判的进行，这就又需要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整个社会资源从静态看接近于最优，而动态看是效率的不断提高。
对于竞争方面，在我国很多国有企业创造的价值与其占有的资源是不匹配的，社会的资源配置是一种错误的配置。国有企业每年要占用国有银行贷款的60%，而提供的税收、创造的就业等社会增加值却不能达到相应的水平。2003年全国有14万家国有企业，其中盈利企业的盈利总和50%是由10家企业创造的，这10家企业是3个石油公司，3个电讯公司，2个电力公司，一个宝钢，一个一汽。这些企业都是垄断行业的垄断企业，因此不是一个企业有利润就一定是这个企业效率高，只有在竞争的情况下有利润才说明效率高。经济学基本原理就告诉了我们如果利润来源于垄断就说明资源配置发生了扭曲。
问6：您的很多理论观点不断地被现实所印证，但在“郎顾之争”中，很多民众是站在郎咸平教授一边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否也构成“国退民进”的成本呢？
张教授：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不是靠投票来决定的，否则也就不需要理论研究了。而对于“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就涉及到既得利益的问题了。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不仅是领导者“寻租”，而是全员“寻租”，如某些石油企业职工的下岗补偿能达到十多万元，普通的仅是二、三万。所以改革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经济学者更需要理性的观察，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
